旧制度与大革命TXT

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 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1] 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2 《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读后感 托克维尔，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 历史学家，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虽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激情似火的年代，却目睹着法国政局的风云突变，旧王朝的复辟，革命的云诡波橘令他不知所措。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热情歌颂了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本书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为我们剖析了那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亦颇多创见，诸多新颖观点亦给人良多启示，令人深思回味。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

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②“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③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

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 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 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 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①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②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③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④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

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 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 在封建的欧洲反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中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体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

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一直有这种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种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旧体制。 大革命与基督教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基督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 ，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①同时，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