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解白话

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追溯它的源流，其实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过大学教育的制度是一回事，大学教育的精神又是另一回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然看不到有类似的组织，但是就大学教育的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的经验大致相同，彼此相通。文明人类的生活无非两大方面，一个是“己”，一个是“群”，也就是个人与社会。而教育的最大目的，无非是使社会中的“己”与其他个人所构成的“群”各得其所、和谐发展，进一步就是相互扶持，相亲相爱；所以不分中外古今，教育的精神总是相通的。

西方的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历史，其目的虽然很少有挑明的，但我们一探究，就可以知道它的本源其实就是希腊的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的精髓，无非就是“认识你自己” （Know thyself）或说得古奥些，“一己之修明”而已。这和我国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又何尝有什么不同？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舍弃自己而听用于别人。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的回答是“修己以敬”，进一步又说“修己以安人”，再进一步说“修己以安百姓”；所谓“君子”无非是学问成熟的人士，培养出这样的人，就是教育的最大收获了。而所谓“安人”“安百姓”，则又表明必须从修己起步，修己本身并不是目的，修身的最终归宿、其最大的效用是为众人与社会谋福利，这种见解比希腊的人生哲学似乎又更进了一步，不满足于仅仅为个人理智方面的融会贯通而已。

后来孔子的弟子曾子及曾子的门生编了一篇《大学》，学问的最后目的，最大精神，就说得更清楚了。《大学》一书开章明义几句话就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如果从接下去所分的八个条目来说，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条属于“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条属于“新民”。《学记》上说：“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这两句，可以作为“明明德”的注脚；“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远者怀之”这三句，可以作为“新民”的注脚。孟子在《尽心章》里也说到“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述“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没有超出“明明德”的范围，他还一般地谈到群居生活的重要性，谈到群居生活不能没有规矩，也无非是阐发“新民”二字的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包罗虽广，但对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的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两大步骤，则是始终如一的。

乍一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似乎与“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关系，但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学教育的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这两条原则的范围，问题在于“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认识还不足，做得还不够——罢了。大学课程的设置，也就是属于教务范围的那些方面，下自基本学术的传授，上至专门科目的研究，原本就是“格物”、“致知”的功夫，正是“明明德”的一部分。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也就是属于训导范围的那些方面，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的一切言行举措，如果对于青年还有几分益处的话，这种益处也一定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理生活中反映出来。至于像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的设置，学生课外的团体

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的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的努力，这些方面或者是一种知识准备，或者是一种实地工作的预习，或者一种风气的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对社会有所贡献，基本上也不能不靠以上那些方面的贡献。这又是大学教育对“新民”所起的作用了。

那么，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的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的是一个人整个的人格，而不是人格的片段。所谓“整个的人格”，即使按照比较旧派的心理学者的见解，至少也应该有“知”、“情”、“志”三方面，而这三方面都有发扬光大的必要。现在却不是这样，大学教育所能计划实行而稍有成就的，不过只有“知”这一方面而已，“知”、“情”、“志”三方面只举其一而遗漏其二，能收到的修明之效本来已经极有限了。而就“知”这一点来说，目前教学方法的效率也需要大大提高才行。理智生活的基础是好奇心与求益心，所以重要的是相当的主动精神，有主动精神才能起自新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举一反三”；“举一”虽然是教师的事，而“反三”总在学生方面吧。而像今天的教学，恐怕70-80%靠的是灌输，而来自启发的不过20-30%。所谓“明明德”，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智能，这一点就算是智力不很平庸的学生也不容易到，所以必须有教师来启发和指引，而教师能做到的也不过这一些了，接下去就要靠学生自己探索，不是教师能代劳的了。因此古代的好教师，在《论语》里称为“善诱”，《学记》里称为“善喻”。孟子说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这就

是“善诱”或“善喻”的成效了。当今大学中的教学方法，即使只就知识教育来说，距离还远。以上所说是“体认不足、实践不力”的第一点。 下面再说意志与情绪两方面。既然这两方面平常教学方法照顾不到，那么只能依靠下面两点：一靠教师树立楷模，二靠为学生自己设法修养。意志要靠锻炼，情绪要调节控制，如果教师真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修养工夫，能自然流露于日常生活中，那么跟他学习的学生无形中能模仿借鉴；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两方面的品格教育，而与知识的传授无关。治学精神与思想方法，虽然像是完全属于理智方面的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的坚强及情绪的稳当有极密切的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这两点若不是意志坚定而用情有度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孟子说过：“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所谓“根于心”，是指以修养为基础，所谓“生于色”，是指修养的效果而自然流露；如果带领学生的都是这类教师，时间长了，通过耳濡目染，观摩所得，的确会有不言而喻的功用。《学记》所说的“善喻”，也不外乎“教师树立楷模、学生自谋修养”这两条。试问今天的大学教育真的已经具备这两个条件了吗？显然不具备。这可以从三方面看出来。上文我已经说过，今天的大学教育所能计划实行只是人格的三方面之一，做教师的真能于自己所专长的具体学科知识，有充分的准备，作明晰的讲授，作尽心与负责的考核，就已算得上好教师了，而他对于学生的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日常表现，恐怕只能像“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丝毫不放在心上；时间长了，大家相习成风气，就算是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