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与创作特色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一个流派，因为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名之曰桐城派。桐城派之得名，往往追溯到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所引程鱼门、周书昌的话：“天下文章岂在桐城乎！”此文作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姚鼐于扬州主讲梅花书院。考姚鼐行迹，他于乾隆三十九年冬离开北京南返，而在京时程、周二人与他同为四库全书编修官，四库馆开于乾隆三十八年，故可知上述程、周之言应为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间（1773——1774）语，可见乾隆中期桐城派之文章已为世人所重。然桐城派散文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声势煊赫的文学流派，是因为姚鼐晚年以讲学为业，其门下弟子众多，因而一般认为桐城文至姚鼐而堂庑始大，蔚然成派。 桐城派历时长久，作家众多，故各家文风也不尽相同，但作为一个流派，还是有其共同特点的。这些特点可由桐城三祖——方、刘、姚的理论与创作中去探寻。方苞首标“义法”，作为文章纲领。其言曰：“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列传后》）可见义即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指表现形式，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方氏所重者在法，具体地说，即要求文章取舍详略精当、结构布局合理以及语言文字的雅洁。方苞以为《左传》深于义法，因其能识“详略之义”，他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云：“《春秋》之义，常事不书”，“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这种对于剪材详略的强调，意在力求文章的内容精练，材料具有代表性。如方苞的《孙征君传》、《田间先生墓表》、《陈驭虚墓志铭》等文，无论是写一代大儒、明朝遗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都择取了最能表现人物生平大节和性格特征的事迹，撇开了一般细枝末节的描写，颇能体现作者剪裁的匠心。其后姚鼐的《朱竹君先生家传》、《袁随园君墓志铭序》等也都用了同类的手法。方苞注重文章的结构布局，他的《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中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后世桐城派文人也对古文的开合起伏、衔接照应津津乐道，因而他们的文章往往表现为结构谨严、条理清晰。如方苞的《狱中杂记》记事很多，但都围绕当时的治狱之弊来写，多而不杂，可谓“有序”之言；又如刘大櫆的《浮山记》洋洋两千余言，写浮山胜境，一一道来，全学《禹贡》章法，长而不乱。方苞对于语言的要求更为明确，他的门人沈廷芳传其语曰：“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犹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可见他提倡典雅、古朴、简约的文风，这种主张为后代桐城派文家奉为圭臬，如姚鼐的弟子吴德旋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因而桐城派古文以笔墨简净著称。方苞的《古文约选·序列》中说：“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他自己的文章就是如此，举其《逆旅小子》一篇为例，此文记述他于康熙五十七年路经石槽时见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讯问后方知受其叔父虐待，方苞至京后书告京兆尹捕诘，四年以后，方苞又经过这里，孩子已受冻而死，其叔父也暴卒，这本是一篇很好的小说素材，但在方苞笔下不过百余字，却已将人物与事件写得有头有尾，可见用笔的简洁。姚鼐也说：“大抵作文，须见古人惜墨如金处。??老年精神已惫，作文洁净而已。”

（《与陈硕士札》）“洁净”二字正可视为姚鼐文的特色，如他的名篇《登泰山记》最末一段：

山多石少，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用了大量的短句，文字几乎简净到了无一芜词赘语的地步。又如《游灵岩记》中写灵岩寺：“灵岩寺在柏中，积雪林下，初日澄澈，寒光动寺壁。”只寥寥十余字，却将茂林积雪，初日寒光的景色勾勒了出来，生动简洁，足见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其他如后世的桐城派作家梅曾亮、吴汝纶等人的文章也都继承了雅洁的传统，故章太炎说桐城之文“夸言稍少”，“视吴、蜀六士为谨”（《与友人论文书》）。

刘大櫆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所谓“神气”，即指洋溢于文章字里行间的气势有所体现的风格特征。神气是抽象的，用刘大櫆自己的话说，是“文之最精者”，音节则是“文之稍粗者”，字句是“文之最粗者”，所以抽象的神气要通过具体的音节、字句去把握和表现，因而刘海峰论文尤注重音节节奏。他的《论文偶记》中说：“凡行文字句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思过半矣。”要会通古人的神气，就要从诵读他们的作品入手，以作品的音节作为一把通向古文堂粤的钥匙，这就是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姚鼐对陈用光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终为门外汉耳。”方东树提倡“精诵”（《书惜抱先生墓志后》），张裕钊又力主“因声以求气”（《答吴至甫书》），其实都是刘大櫆理论的延续。因而刘大櫆本人的文章音调高朗、读来铿锵有声，如他的《息争》、《观化》《答吴殿麟书》等文都写得气势雄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他的有些文中甚至插入韵语，以求行文的节奏和谐、音调流美，如《答周君书》就是其中之一。姚鼐文章的风格虽与刘大櫆不同，但写来迂徐畅达，摇曳生姿，也正是重视声调的结果，如姚文中喜用“也”、“与”、“乎”、“焉”、“矣”等语气助词，遂令节奏舒缓，并善于运用设问、反问等句式，使他的文章读来有一唱三叹的风韵，如《海愚诗钞序》中云： 今世诗人，足称雄才者，其辽东朱子颖乎？即之而光升焉，诵之而声闳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气勃然动乎纸上而不可御焉，味之而奇思异趣角立而横出焉，其惟朱子颖乎？子颖没而世竟无此才矣！

这样的文字在姚鼐集中是屡见不鲜的，略加讽诵，不难发现作者在声调的抑扬抗坠上是颇费了推敲的。总之，无论桐城人的文章以雄健的“阳刚”胜，或是以徐迂的“阴柔”胜，都对声调音节是很重视的，这又是桐城派文章的特点之一。 姚鼐继承了方、刘的理论，然他生当乾隆考据学风盛行之际，为文力倡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因而他的文章往往发挥义理、辅以考证，故较之方、刘更为笃实谨严，他的那些专以考证为主的文章如《郡县考》、《汉庐江九江二郡沿

革考》等固不必论，即使象《登泰山记》这种记游之作，开头一段介绍泰山的地形位置，就巧妙地纠正了《水经注》中关于汶水记载的失实，并驳正了长城起于秦汉的说法，确是寓考据于文辞的典型。他如《游灵岩记》、《岘亭记》等也都以记叙精确为特色。这种风气后来在梅曾亮、方东树、曾国藩等人的文章中还可见到。

综上所述，剪裁精当，结构谨严，层次清晰，平易畅达，文辞雅洁，声调抑扬，杂以说理，辅以考证，就是桐城派古文的特色。当然，桐城派作为一个封建时代末期产生的文学流派，有其较严重的局限。桐城派文人作品的内容大多平庸陈腐，而形式上戒律甚严，不免有孤寂窘迫之感，这又是无须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