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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和公安机关处置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和公安机关处置机制研究
【内容摘要】群体性事件事关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大局。近年来,在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群体性事件将出现事件总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且有下行的趋势;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主张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群体性事件会有较快增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会成为群体性事件主要的动员工具;群体性抗争机制和处置机制出现重复和升级;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的支持增多。面对群体性事件新的发展趋势,公安机关的处置机制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创新,公安机关的处置机制主要包括: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应对机制;群体性事件的事后处理机制。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趋势;处置机制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东西方有较大的不同。在社会学意义上有集群行为、集体行动、聚群行为、社会运动等多种表述。在国内则以“群体性事件”、“公共事件”进行集中概括,这些概念的差异主要体现行为方式、后果严重性及行为动机方面。基于对群体性事件概念的认识,我们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
中国每年都会发生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但近年群体性事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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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和公安机关处置机制研究
许多值得重视的变化和趋势,特别是将这些变化态势置于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进行分析,有如下几点判断:
一、群体性事件将出现总量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且有下行的趋势
据社科院社会学所单光鼐透露,近年群体性事件的总量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下降,但2010年总体增长势头缓慢,且有下行波动的趋势。这个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地方性事件上的能力越来越强,使得一些小型的群体性事件能够得到很快平息。地方性小型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经济权力主张类的维权事件,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上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处置程序,所以这类事件会很快得到解决。二是社会成员表达利益主张的方式并无很大变化,但持久的类似性诉求,造成一般群众的情感疲劳,同情心减弱,社会支持度降低,一般性事件难于进入大众视野,从而造成事件总量的减少。
二、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
相比于以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所体现出的自发性和松散性,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事件的进退直接受骨干分子的影响和控制。特别是那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比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其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进退有序,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性和计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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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组织的成员构成看,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中会有组织领袖或骨干成员在从中进行指挥和策划。这说明事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趋势,这种趋势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事件发生前领导者的周密组织安排。另一种是在事件发生过程中,由临时的群体发展成有一定组织结构的群体。
从组织的内部结构看,事件中组织的内部分工越来越严密,成员都具有相应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另外,事件组织在权力结构方式上趋向于采用集权模式。笔者认为,采用集权的模式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充分利用有限的的资源,动员组织成员采取统一行动。
三、主张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群体性事件会有较快增长
经济权利,主要是指公民的获得劳动报酬、财产利益的权利,这类权利的诉求,一方面是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一方面是政府介入经济活动尤其是城市拆迁、土地征用、矿产开发过程中的利益补偿与分配问题。社会权利,指的是社会保障、教育权利实现过程中的利益纠纷;政治权利,指的是平等、自由、参与及其他民主权利实现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转型期社会的群体抗争,一般遵循经济——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次序。始则经济权利的诉求相当集中,但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刺激,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必然增加。
经济权利的主张,主要是对切身生存权利、劳动权利与财富权利的争取、保护与增值性保障,多集中于劳资领域及政府公共建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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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主要是因为工人不满工资太低、收入差距太大、工作时间太长,在生活成本不断增高的背景下,企图通过体制外行动维护自身权益,要求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类似矛盾引起的事件呈现出大致平稳发展的状态。
在社会权利方面,主要是环境保护问题。由环境保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中又一个增长点。这类事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发达地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抗争的议题是,在经济发展、物质需求获得基本满足后,对“后物质主义”的崇尚,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环境品质和更高标准的自然景观、景致;动员方式是社区动员,抗争行动是体制内行为和体制外行为相结合。二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以草根群众为主体的抗议事件,抗议通常起源于工业污染对当地居民造成了伤害等,抗议以“基本生存”为议题,抗议行动的动员主要以传统的地方认同为依据,以现有的共同生活的社区为涉事范围,依靠传统的社会网络将参与者动员。我国企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资源粗放型模式,环境支撑的代价高昂,而政府对企业约束性、制裁性能力偏弱,同时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行为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还有激励作用,导致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十分单薄,而环境代价却需要社会承担,甚至是一些极为显著的环境破坏企业仍在强横的开工、运行,这是激发区域性社会权利抗争事件的主要原因。因企业环境污染、政府治理不力或故意包庇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力、冲击力在未来几年可能表现得更为激烈。
政治权利主张的群体性事件,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高度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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