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元代前期的诗人的矛盾心态及诗歌创作 点击：601 回复：6

作者：谢旧我 发表日期：2008-9-20 12:03:00

撰稿人：谢旧我

【摘要】元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一百多年不断地社会动荡民族的压迫与融合、统治者的愚昧与贪婪、科举废除后的报国无门；使中国传统的文人`们表现出种种的无奈和软弱。文人身上的入世精神和挥之不去的隐逸情结使他们在不可更变的残酷的现实面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在仕与隐、生存与殉道、物欲与高洁之间痛苦的抉择着。并创作了大量表现这种痛苦的诗歌作品。

关键词：矛盾心态；用世精神；隐逸情结；人本性。

元初诗人矛盾心态的产生 一、社会因素

在元王朝统一中国之前的几百年间，中国长期处于分裂与动乱之中。 宋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也很少为统一付出努力。可从汉族人的儒家传统的观念出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夷臣服，称臣进贡才是理所当然。而像两宋这样，战则败北，和则纳币，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前例。在汉族文人看来，丧师失地、割地赔款，特别是隆兴和议之后的俯首称“侄”，简直是屈辱之极，这一切无疑在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心灵上，都留下抹不掉的耻辱的烙印。长期屈辱的报怨之辞已不能足以表达汉族文人的多少别样情绪！由此，我们应能理解到在苟安常态下，长期屈辱的生活中汉族文人被剥蚀得几乎殆尽的自尊心和一个悲剧的时代给予这个社会群体的心理阴影。

金是元之前另一个承认汉文化的王朝。金王朝兴起于北宋末年。灭于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历是一百五十余年。女真人兴起时曾经以锐不可挡之势灭亡辽国，降服西夏，吞并了宋朝国土之半，并对蒙古草原进行三年一次的“减丁”的征伐、屠杀、奴役。然而金章宗之后，便开始衰落，逐渐也对蒙古人求和、纳贡，直到迁都南逃。金朝世宗、章宗时实行汉法，出现了短暂的“治世”，使女真族由奴隶社会发展成为封建社会，但金王朝在短短一个半世纪的统治里，兵事连年，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先加兵于宋，后应付蒙古入侵，甚至是西夏也常趁火打劫对金进兵。所以很难说金王朝出现过真正的“太平盛世”。贞佑二年（1214），宣宗南渡汴梁之后，金朝更是人心涣散。与南宋一般苟且偷安，见识短浅、推诿责任、委靡苟容、安卑习陋成为一时风气之重。

由此可想，由宋入元和由金入元的元初诗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长期动乱的社

会之中，他们的行为、观念、心理的常态及变态，都不得不重重烙一时代的烙印。 进入元代，天下一统，文人的心态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平和。相反却产生了更大的精神痛苦。首先必须提到一句，当时“中国人”并不像今人这般将震慑欧洲的蒙元时代视为“我们最阔气的年代”，而是像鲁迅一样清醒地明白自己只是被征服者之一。（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蒙古人用野蛮和贪婪的方式征服了中国，并继续心这种野蛮和贪婪进行统治。、蒙元王朝从始至终都未曾像之前的辽、金，及之后的清一样对汉文化吸收、汲取、接受。文化发达的中原、江南地区的人民成了帝国的第三、第四等公民。而那些以“儒”为代称的知识分子沦落为第九流的社会群体。由于缺乏先进文化的熏陶，元代统治者表现出最原始的野性与贪婪，任用桑哥、阿合马之流为相，对百姓实行层层盘剥、甚至是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各级官员贪渎成风。即使是统治集团内部也常常相互攻伐，蒙元一代少有不流血的王位。

这是个失去权威的年代。君父纲常在元王朝的贵族们眼中是如此可笑，儒家思想失去了原有的的尊荣，文人不仅不再是四民之首，而且成为第九流的下等人。可对于当时那些接受了儒家思想传统，并怀有拯物济世的文人来说使他们的心灵受到最大打击的却是元朝八十年不开科举。这特别是对下层文人来说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并且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科举不开不仅断绝了文人通过一己之努力达到拯物济世的理想之可能，还造成了关系自身利害更直接的生计问题。诚如孟子说的“衣食足而知荣辱”。生计问题是下层文人人格丧失，自甘于下流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下，文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不再是仕与隐的冲突，而是一种追求精神的高洁与追求物质的满足的冲突。

二、传统因素

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都一再标榜他们对于“道”“义”的信仰和为其实现而奋斗、殉身的志向。儒家经典里“士志于道”（《里仁》）、“任重而道远”（《泰伯》）、“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早已成为接受儒家思想传统的中国文人们心中确认的信条。不管能否出仕，中国的传统文人都认为自己承担着一种不可推卸的追求与维护“道”与“义”的充满自尊感情的社会及历史的使命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最受儒家文人所标榜的理想化生活道路。这种对于“道”的追求道路，到了宋代就变得更加地宽阔。宋朝对于文人空前绝后的重视，以及其超规模、超原则、超标准地科举取士，不仅极大刺激了文人入世的积极性也极大增加了读书致仕的成功可能。于是，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理学兴起，理学对于“三纲五常”的一再宣扬，使“道”的定义最大程

度的倾向于“忠”。“忠”成为了三纲中最重要的一项。然而，人有着对于生命的留恋和趋利避害的本性，特别是在动乱之中，在生命不能自操于手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加突显。忠君、不事二主的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感情与对于生命的留恋和本性的物质欲望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中国文人的巨大精神痛苦。在面对蒙古蛮族血腥入侵面前，在生死辞达之际是生存还是毁灭、是“苟存性命于乱世”还是“以身殉道”就成为令文人最痛苦、最无奈的选择。绝不能说文人能厚颜到缺乏殉道精神只是强弱程度不同而已，强烈者如文天祥、陆秀夫等蹈身赴国难，余者也在殉道之精神折磨中痛苦一生。

文人不仅有志于道、殉于道的追求。也有追求自我人格完备的追求。“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人生的失意之时，独善其身的渴求便突显出来了。人生的失意使进与退、仕与隐成为文人的一种痛苦的矛盾心态。而这种隐逸情结自孔子起就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质。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元代恰是一个无道的时代。以儒家的理想人生作为他们追求目标的那些知识分子都在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上奔波颠沛。无穷的苦闷和困惑跟着他们，无尽的自谴和追悔纠缠着他们，他们的灵魂几乎永远得不到安宁。

元初的诗歌即是在这般颠沛动荡之中、在文人内心的或仕或隐、或苟活或殉道殉节的矛盾心态之中呈现出同样的痛苦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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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旧我 回复日期：2008-9-20 12:03:03

第一种矛盾心态：仕与隐

仕与隐是中国文人特有的双重文化人格。文人有志于道的追求，也有同样强烈的适情任性的隐逸情结。

这种矛盾会更多的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元代恰是一个让人不得不更多地选择隐的时代。恰当地说元人不是更多地增加了“隐”的可能因素，而是更大地断绝了“仕”的道路。故而元代亦非一个以隐而闻名的时代。隐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儒家的入世精神又使他们难以驾驭拯物济世的渴望。

元代前期的诗人如耶律楚材、许衡、刘因等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矛盾心态中彷徨一生。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这些诗人的内心渴求都是志于道而非想归于隐的。而志于道，更多的要受到时代的影响，道的实现也必须通过统治者、通过统治机构来实现达成。对于道的实现最成功的一个莫过于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又号玉泉老人。是契丹贵族的后裔，辽东丹王耶律倍的八世孙。耶律楚材之祖耶律德元官至节度使，其生父耶律履官至尚书右丞，其两兄长耶律辨才为顺天节度使，耶律善才为太子典仪转载造署令，耶律楚材也曾被金章宗任命为开州同知。可以说耶律楚材家族世代深受金朝皇帝的知遇之恩。可耶律楚材对此看待得更为“豁达”。贞佑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汴京耶律楚材奉命留守燕京，其两兄长随驾南行。次年，燕京沦陷，耶律楚材既没像副帅抹然尽忠那样出逃，又没像丞相完颜承晖般殉城，而是遁入空门，向万松老人学佛。三年后，成吉思汗召见他时，他既没有什么痛苦，更没有什么惊讶，便由仕金变为了仕元。其两兄长则无此般豁达。当天兴元年（1232）汴京被蒙古兵所围，耶律楚材向元太宗窝阔台请下圣旨要以和议为借口，想“救”出其两兄长；耶律辨才于万般无奈的，奉旨归隐，金亡四年后遘病而终；而耶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