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期末复习

狭隘地理观，形成较为开阔的世界眼光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欧洲的“地圆说”惊醒了长期沉迷于“天圆地方说”之中的中国士人。

四、天文历算学方面，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相继协助徐光启、李之藻修改历法，运用较为精密的数学方法和天文仪器，完成了《崇祯历法》。至今沿用的阴历，就是这个历法。

五、武器军火制造方面，崇祯年间，汤若望与焦勖合著《则克录》，详尽叙述炮台构筑、火炮铸造、火药成分、大炮使用及炮兵教练。

综观耶稣会士传播的西方学术，多是中世纪末期欧洲流行的古典科学和近代技术。在此过程中，某些近代科学方法如实验的方法、数学语言的运用等也随之传入中国。徐光启等明末“西学派”之所以能够在数学、历算、农学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与耶稣会士的西学译界大有干系。在介绍西方学术的同时，利玛窦等人还通过著作、书信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在耶稣会士的媒介下，18世纪中国文化大规模传入欧洲，中国的绘画、建筑、戏剧、诗歌、陶瓷、丝绸及典章文物，风靡于西欧和南欧，被称为“洛可可艺术”，“启明时代”、“感情主义时代”。欧洲人曾将利玛窦有关中国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理论、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的文字，汇编成《中国札记》和《中国书简》，于1910年在意大利出版，称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文献。

利玛窦等人作为传教手段带来的西洋学术，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历算学、军火制造方面，对中国明清之际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打开了一部分中国先进士人的眼界，使之开始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致力于研究新问题，从而产生了一个与宋明理学大相径庭的，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明末清初的“西学派”。然而，当时的西洋学术并未普及开来，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中，也远未引起足够注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还没有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准备好必要的土壤，尽管有少数先驱者为近代科学的传播进行了巨大努力，也难逃夭折的命运。

5、试述现代文化史上发生哪几次影响颇大的文化论争(P238)

“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发生过数次影响颇大的文化论争。这些文化论争所反映的，恰是古今中外大交汇、中西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民族、历史诸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

一、“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对马克思主义发难。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胡适继续投入论战，写出《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等文，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并打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改良旗号。由于北洋政府于次年查封了《每周评论》，李大钊等未能继续论战。此后，资产阶级学者多以胡适的言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沿着李大钊的方向，继续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国迅速传播。

二、东西方文化之争

从1915年开始，直至1927年，学术界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

涉及领域最广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各方围绕如何认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如何看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发表专著数十种、论文近千篇。从中心论题的变化看，这场大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论战集中在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优劣上。五四运动爆发后，论战进入第二阶段，以讨论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从机械、片面地罗列东西方文化异同，转入深入分析两者的本质区别，探讨两者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阶段，1920年各方争辩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建设中国民族新文化，以及这种新文化如何作用于世界文化的发展。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

正当东西方文化论战进入高潮之际，1923年春，又爆发了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之争。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向清华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说，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开学所能为力，维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此论一出，北大地质学教授于文江立即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反驳，声称：“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总体上看，论争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科学的人生观是否错误？一个是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后者的讨论多于前者。从当时的社会反响看，玄学派处于下风，屡遭嘲讽。而科学派却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群体中赢得广泛共鸣。

四、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1928年，蔡和森撰文指出，依据中国是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立论。参加论战的主要有三派：一是以陶圣希为代表，以《新生命》杂志为阵地的“新生命派”。二是以严灵峰、刘仁静为代表，以《动力》杂志为阵地的“动力派”。三是以王学文、吴黎平等为代表，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新思潮派”。论战围绕三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三是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

五、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所谓“文化热”。有人将这场文化大讨论作了粗略的时段区分：80年代是“文化热”，90年代转为“国学热”。其实，把前者简约为对西方文化思潮的追求，把后者简约为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固然描绘出某种客观现象，但并不确切。

纵观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其研讨的核心问题是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或可说是前此学者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延续。在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面相现代化的新时期，这种自由开放的文化大讨论便具有了空前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深度。

6、怎样理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P245)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揭开了现代思想启蒙的序幕，但探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具体道路，是一长期而艰巨的历程。

1940年1月，《中国文化》杂志在延安创刊。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写道：“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

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对这一科学论断，毛泽东作了如下诠释：

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它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民族的形成，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迷信思想、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际一致。它能够和具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

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大众的。正因如此，它又是民主的。它应该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称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者是群众。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必须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切忌妄自尊大，抱残守缺。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和“拿来主义”勇气，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化批判地加以吸收。同时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要有“以我为主，以我所用”的主题意识，要有批评继承、综合创新的理性自觉。我们坚信，中华民族所拥有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定是一种有着浓厚文化根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现代新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