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悲剧后的青春迷惘与制度因素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悲剧后的青春迷惘与制

度因素

http://www.qqwwr.com 2010年01月06日 11:16 来源：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摘要：本文以歌德成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为文本，探讨18世纪德意志语境中的爱情悲剧表象后的社会原因，既重视个体内心因素的自然发展，也考量社会背景因素的制约力量；同时引入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对立面，即尼柯莱的《少年维特之欢乐》为参照，使彼此的场域交锋提升到一个思想史的观念碰撞高度。同时在结合歌德艺术观“表现真实”的基础上进而发微知著，提炼出“青春迷惘”的普遍性命题，认为维特之死，固然有上述的一般原因在，但更有歌德作为德国文化所化之人的痛苦表现在内，维特之死，未尝不是殉节于未能大气磅礴贯穿而出、深受德意志知识精英关切的德国文化。维特的“真死”与歌德的“假殉”，既显示出所谓“制度捆绑”的社会性根本原因，同时又提出了“文化假殉”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思想史；古典德国

中图分类号：I51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28-10

18世纪既是德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形成期，亦为现代意义上的欧洲文学互动生成的最佳例证。这既表现在德国小说是在英国小说的直接示范影响下而兴起的，诸如施纳伯尔(schnabel，Johann Gott—fried，1692—1750年)的《航海者的奇异命运》(wunderriche Fata elniger Seefahrer，173l—1743年间分四部分出版)是对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模仿；亦同样表现为法国文学与启蒙思想的大规模渗透和介入，如卢梭在18世纪德国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狂飙突进运动作家的模范意义，以及其《新爱洛绮丝》对歌德早期创作的直接启迪。这里要探讨的，正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前者启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及其对时代问题的揭示与反思，并进一步追问作品本身与歌德自身早期思想形成的关联。

一、从克翁之诗到莱辛戏剧——“青春迷惘”变迁历程的时代语境

歌德大名垂宇宙，维特身影随于后。确实，歌德虽不甚看重“维特”，但其声名鹊起，确实要归功于维特的襄助。当初以25岁的青春激情，而将长达10万言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一气呵成，只用了区区六周的功夫，一方面确实可见歌德之才华横溢，但另一方面也可见出此著决非其用功用心之作。与长达60余年而成就《浮士德》相比，更是不足道哉。然而，文学史的接受就是如此地造化弄人，恰恰是这个“妙手偶得”的维特，从此进入了文学的殿堂，而且经久不衰。

“青春迷惘”并非仅存于歌德之一时一世，它是有着其普遍性的历史根源的。日后黑塞的著作中，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无论是德米安的彷徨，还是卡门青特的徘徊，乃至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分途，甚至是“荒原狼”形象的提炼，青春迷惘始终是一个未曾消散的母题。维特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如同其形象与精神赋予者歌德一样，维特是一个才华横溢、青春勃发的青年才俊。他虽出身于平民之家，但却并不甘于命运的安排，而希望通过自己的“赤手空拳”搏出天下。

通过象征时代语境的德国文学的“话语细节”的观察，我们可以略窥维特的精神养成。当初遇绿蒂(Lotte)的时节，姑娘因景生情，提到了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1724—1803)；而维特马上联想起“萦绕在她脑际的壮丽颂歌”，这里指的当然是其《春季庆典》(Die Frahlingsfeier，1759)，正是这部著作，嫁接起青年男女的精神共鸣。时代背景中的“精神源泉”是理解那个时代及其人物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在最后的结局中，伴随自戕者维特的恰恰又是一部文学作品，莱辛(Lessing，Gotthold Ephraim，1729～1781)的《爱美丽雅·迦洛蒂》(EmiZlia Gatti，作于1756—1771年间)。

这两部反映时代语境的德国文学作品，伴随着维特短暂生命史上的两个重要关头：“爱情”与“死亡”。当1774年《维特》横空出世之际，正是狂飙突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而这两部引发维特心灵震动的作品，其实也正是歌德青年时代阅读的象征。正如歌德在其自传中所透露的那样，其青年时代对克、莱此类的文坛巨子是持仰慕之情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歌德对当时德国知识精英提供的精神资源的自觉接受，是显然易见的，无论是对克洛卜施托克、莱辛的阅读，还是与赫尔德的师生之谊，都说明歌德并非是孤独的，那代青年的精神遭遇非常重要，因为这暗含着伟人养成的思想资源。

可即便是克洛卜施托克的壮丽诗篇，即便是莱辛如此智慧理性的启蒙巨子，即便是赫尔德如此激情奔放的浪漫英雄，都不能解脱歌德的自我设定之苦，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前途的忧患与文化使命的承当。陈寅恪之挽王国维，有如下判语：“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此语所论虽乃学术，但移用于文学方面亦同样有效。因为相比象牙塔中学者孤独思考的灯塔之光，文学对人性塑造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之功亦毫不逊色。可以认为，正是诗人(广义)与学者的“运思为旗”，才为芸芸众生标立出生命之意义与人性的进步可能!启蒙时代之俨然为西方现代思想史的源头，最重要的意义乃在于“二元占位”的定位取向。

作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则必于文化衰颓之际而感受其痛苦，进而或以身或以心相殉。王国维是在清民交错之际以身投湖，陈寅恪则在国共易权之时豹隐岭南，这种“文化承当”之义，或许并非中国独有之现象，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人类精神普遍性。如是观之，则歌德借维特所表述的“青春迷惘”，或许就不仅是一种纯粹个体的成长迷惘，而将其“永世难解”的困惑投掷到民族发展与人类共性的层面，事实上，日后普伦茨多夫《少年维某的新烦恼》(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1972)的问世固然极为明白地作出了同一诉求，而20世纪初黑塞对同一主题的“大师级书写”(《德米安》、《卡门青特》、《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更充分表明了维特的思想史先锋意义。然而，当我们重新回到维特，将文学激情与历史真实交融在一处时，要追问的则是，作为兼具自传体色彩与文学性虚构的这部书信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生活本身的真实呢?我以为，其价值甚高，因为歌德特别强调的艺术观乃是“真实的表现\，这一思路意味着不拘泥于一事一物地去“表现真实”(wahr scheinen)，而是在充分把握生活本身的基础上的“艺术再现”，套一句行话，即所谓“出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也。如若不信，则不妨让我们沉潜脚步，静悄悄地走近歌德布置的文本田野略作验证。

当我们以一种读书人的直觉眼光感受到那翻开的两卷书册，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点缀和文字的饰品之后，那么我们一定会追问，那未尝展现全貌的《春季庆典》与《爱美丽雅·迦洛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隐藏更深的同时代的大诗人如克洛卜施托克、莱辛又意味着什么呢?走进文本田野，当我们拾掇起这两片风叶，在少男、少女心目中升腾起美好记忆的诗歌《春季庆典》；当走向生命终结时刻的绝望青年选择爱情自绝时阅读的《爱美丽雅·迦洛蒂》；它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蕴呢? 歌德对克洛卜施托克当然是熟悉的，早在1773年时就和他妹妹一起预订过他的《学者共和国》

(Gelehrtenrepublik)；即便在晚年追忆其人时，仍强调：“出自他笔下的一切是仁爱和高贵。我们一得到他的短诗和挽歌，便仔细地抄下来。”并且很庆幸能将克氏的诗集收全：“对于我们，克洛卜施托克最初流布于世的诗，历久还是最可珍视的，就是后来作者自己摒弃的作品，我们吟读起来还是感到快慰。这是真的，从一个美丽的灵魂进流出来的生命，愈少受批评的影响，不受艺术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只会更自由地发挥它的感染力吧。”正是对克氏诗歌如此推崇，歌德才会将其选择作沟通维特、绿蒂心灵触碰的“媒介”，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维特与绿蒂的“潜爱情”虽然并未落到实处，但就其纯洁度而言，却高贵而纯真，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要高于歌德的真实爱情经历，因为在小说中，维特近乎单相思地景仪绿蒂，而在现实中，歌德的恋爱对象可是屈指难数。 就德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而言，在18世纪中期以后确实进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变革预备期，启蒙运动的浩荡声势继之以狂飙突进的锐进之风，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作家群的崛起，确实借助文学史上的虚构之力，而促成了思想史上的革命倾向。如果说《维特》是后来者的“黄钟大吕”，那么此前莱辛则成就了启蒙时代的“奠基之旅”，其标志性作品当为《爱美丽雅·迦洛蒂》。从迦洛蒂到维特，虽然都以自杀为归宿，触因或有相似之处，但其目的则大为不同，这点在下一节中还有详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所共同体现出的“青春迷惘”，又不仅仅是简单的青春期的一时心灵之惑，或者是人生历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迷途知返”，所谓“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郑智化《星星点灯》)，固然更着重体现出青年时代难以绕过的“歧途亡羊”，可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会发掘出更深层的“造成因素”，这其中原还有社会制度所构建的大环境，所形成的导致个体命运归宿的必然性因子。这也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另一个因素，即“制度捆绑”。但在进一步深掘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之前，我们却不妨来考察一下维特的爱情观，虽然维特之死决不仅是因了爱情的失望，但毕竟爱情是导火索，是催化剂，更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

二、维特的“爱情观”：市民阶层爱情价值观与“自杀”选择

世人之论少年维特，往往一言以蔽之，日少年爱情。所谓“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但谁人又岂不知“人性本能至圣处，惨痛飞进鬼神惊”(Jeder Jnngling sehnt sich so zu lieben，JedesM~dchen，so geliebt zu sein，Ach der heiligste yon unsern Trieben，Warum quillt aus ihm die grimmePein?)。所以难怪歌德会要求“且作伟人长歌行，莫步后尘学我冥\Mann，und folge mir nichtnach)。这是1775年《维特》再版时，歌德题于扉页的小诗中内容。但如此一来，好像将小说内容主要确定在爱情悲剧的范畴之中，其实如果细读小说，潜人时代语境，就知道远非如此。在少年爱情的悲剧帷幕下，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值得追问。

维特之死，貌似“死水微澜”；维特之殇，未尝不可看作青年精英的“前不见古人”。就歌德而言，维特固然是耶路撒冷的冷棺一具，又何尝不是自家的精神墓葬?他在1775年决然而赴魏玛，实际上也是选择“新生”的一种方式。

可偏偏有人“反弹琵琶”，与歌德关系曾颇密切的尼柯莱(Nicolai，Friedrich，1733—1811)就是其中典型。此君乃是启蒙思脉(Aufkl／irung)的代表，虽笃爱文学，却决非诗人长才。在这点上他与洪堡(Humboldt，Wilhelm yon，1767—1835)倒是颇有共通之处，后者也是甚好文学，并笔耕不辍，但其十四行诗数目惊人却殊乏精品。尼柯莱亦然，若非凭借其杰出的出版商地位，他在德国文化史难得大名。在18世纪后期，正当启蒙思脉占据文化场域中心地位之际，由托马修斯(Thomasius，Christian，1655—1728)一哥特舍特一莱辛构成了德国启蒙文学的一路递进。而尼柯莱正可归于启蒙思脉的第三期人物，此君虽无诗才，但却偏偏喜爱文学，对于“舞文弄墨”之道颇有雅好；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相当明确，那就是主张启蒙理性的基本立场，并不惜以此来衡量取舍各位大家，诸如康德、赫尔德、歌德等都受到他的“一致对待”，故有人称此君虽非最优秀的，

但却理所当然是柏林启蒙主义者的“最佳及最富影响力之代表”(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certainly the most influential)。。

1775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在德国语境引起轩然大波。1776年尼柯莱就加工而成了他的《少年维特之欢乐》。“烦恼”还是“欢乐”，看来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尼柯莱是启蒙思脉的主要人物，他之不满维特其实只是当时时代背景中的“一幕插曲”而已。就18世纪后期的德国而言，启蒙理性自莱布尼茨启其端绪，经康德、莱辛将其发扬光大，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力量，确实有其不可磨灭的思想史意义；但以德国不成熟的启蒙运动的发展为标志，此后乃是走下巅峰的时代，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浪漫思脉的延绵崛起(狂飙突进运动正是一种浪漫思脉的内容，而且针对的也就是启蒙思脉显得刻板教条的启蒙观)。尼柯莱的重塑维特，并非仅仅是蓄意做一恶作剧而已，他有自身的思想立场需要表达，甚至“不诉不快”。应该说，维特的思想言行均出乎其时传统的道德理想标准之外，更有背伦理准则。故此，对维特的批评并非仅来自左翼的启蒙思脉一面，居于右翼的浪漫思脉的不同路径，同样也对歌德的创造“口诛笔伐”。在浪漫思脉内部，教会派(僵化感性)、浪漫派(灵动感性)等亦有不同表示，而同一种派别甚至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亦不同。 尼柯莱选择的立场，乃是接近康德的启蒙理性，对于一个以理性为归依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也无法接受完全诉诸于感性牵引、毫无约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他塑造出了一个欢乐的维特，一个理性的维特，一个爱情得偿所愿的维特。喜剧与悲剧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或则也更有诗人天才的功效，尼柯莱的文学笔法，显然并未获得大众的认可，但《欢乐》一书作为理解《烦恼》的思想史材料，则极有价值。

这种文本背后的观念歧义与争论，在其它文本中也表现得很清楚。歌德在与席勒合作的《格言诗》(Xenien)中，毫不犹豫地讽刺尼柯莱，多达六首之多，其中有一首干脆就题名“尼柯莱”： Auch Nicolai schrieb an dem tre{fIichen Werk?Ich will?s glauben， Mancher Gemeinplatz auch steht in dem trefflichen Werk， 尼柯莱也会书写伟大的著作?我对此真愿赞成。 在伟大的著作中也会有些平凡的篇章。

Nicolai rel?set noch immer，noch lang?wird er rel?sen， Aber?ins Land der Vernunft findet er nimmer den Weg， 尼柯莱仍在旅途，他还会长久地停留于旅途， 但在理性王国中他永远不会寻到道路。

从这些冷嘲热讽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尼柯莱并不仅是与歌德个人有意气之争而已，而是与不同思脉的人物有着根本的思想立场的重大歧异。而这样一种歧异，也正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构造得以深入展现出来；具体而言，通过两个不同维特的爱情观及命运的描述，我们可以深入触摸他们的思想。如果说克翁之诗壮丽，那么莱辛之剧悲凉，而歌德的小说则气象万千。我曾专门论述过从《爱美丽雅·迦洛蒂》到《阴谋与爱情》当中所表现出的“市民家庭”的价值观变迁，如以对爱情之态度论，前者以“贞洁观”为中心，后者则以“爱情观”为中心。《少年维特之烦恼》恰恰处于较为中间的过渡阶段，反映的正是传统价值尚未完全解体，而新兴思想已然磅礴欲出。维特面临的烦恼，既非如迦洛蒂可以一死“全名节”，亦非如斐迪南可以弃生命来“求爱情”。他的困惑，就在于生死两茫然，虽然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向死之路”。自杀的行为，乃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从迦洛蒂到维特的死亡，都是“自杀”，但自杀与自杀之间又是很不一样的。迦洛蒂的目的简单明了，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是一种“以暴抗暴”的手段(但这暴力是施于自身)，不过是物质性的无奈；而维特则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公职在身，至少衣食无忧，他之所以选择绝路，乃是自觉山穷水尽没有出路，是一种精神性的崩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