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绿色发展思路与对策

比如做规划、讲话、提对策，经常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入手或者不知道哪几个角度考虑问题。为什么？因为背后缺乏理论框架的支撑，或者不知道这一点与那一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你说这个东西，他说那个重要，东扯西拉，最后就缺乏一个逻辑。

现在我们讲绿色发展，就需要采用一系列的对策，这个对策之间是有某种逻辑的。我现在把这个逻辑提出来，实际上就是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的问题。

关于绿色发展的理论，当然基础理论有好多，包括科斯定理、庇古税、库兹涅斯的倒U型曲线，包括绿色发展的阶段理论，等等。这个就跟大家说了，大家不是搞理论研究的。这里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碳生产力的框架把它展开是怎么回事。 碳生产力等于，分母是碳排放量，分子是GDP或者国民收入。就这么简单，把它解剖一下就发现，它下面的内容很多。先解剖分母、再解剖分子。

分母，降低二氧化碳有哪些途径呢？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能源结构的优化和能源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三，发展低碳交通。第四，发展低碳建筑。第五，森林碳汇。碳汇是吸收是二氧化碳的，植树造林。第六，低碳生活。通过倡导低碳生活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最核心的途径主要是以上六个。大家平常说节能、减排，它逻辑上是相通的。 光低碳不行，光绿色不行，还要经济，就要靠分子。分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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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GDP或者提高国民收入。那又有哪些基本的途径？第一，技术进步。发展绿色、低碳技术。第二，人力资本的增加。第三，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是提高效率、提高GDP的。第四，空间布局的优化。第五，品牌的塑造和提升。这是提高分子几个主要的途径。

我们要想提高碳生产力，一个方面是通过六个途径把分母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另一方面要把分子量增加，这样分子除以分母，碳生产力提高。碳生产力就是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

同时，还有一个外围因素影响分子、分母，这个系数是制度。那么通过制度的变革、制度的优化，一方面有利于那么多途径降低二氧化碳，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提高分子。制度是一个综合性影响，是所有方面一个共性的因素。那么制度具体包括什么？制度主要包括：第一，文化制度。就是人的观念，影响观念的，绿色观念、低碳观念。第二，法律制度。法律法规、标准。第三，组织制度。比如市场化机制、市场组织，碳交易、污染排放权交易。第四，政策。政策也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制度，通过财政政策激励，降低碳排放。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度。大的制度主要这几个方面。

这么一个公式看起来很简单，把它解剖一下就有这么多内容。 我们要实现绿色发展，就要从这三个大的方面入手，从十几个、二十个重要的途径里面一个、一个的去解决。最后的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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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碳生产力。提高的碳生产力就实现了绿色发展或者低碳发展。这样绿色发展或低碳发展从哪里着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一目了然。

五、我国实现绿色发展面临的障碍

我国实现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或者难题，有以下几个： （一）目前所处发展阶段不利于实现绿色发展

我们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非常不利于我们实现绿色发展，什么阶段呢？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中期阶段。

所处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重工业+化学工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意味着资源能源的消耗比较多、环境破坏已经多。当然对于重化工业这个阶段的判断也存在着争议。2003年前后，关于重化工业的时间我跟我的博士导师吴敬链教授观点不一样，还引发了一场大的争论。2003年的时候宏观经济过热，大家都从凯恩斯三驾马车来讨论，我从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做了一个深入研究。2004年的元宵节，按照惯例我们师兄弟在吴老师家里聚会，每个人讲讲最近研究了什么。我说我研究了这个。吴老师觉得很新鲜，说你这个角度很新，然后他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从关注这个问题之后，就关注到整个转变经济方式，后来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主体。吴老师在中国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他都能做出突出的历史性的贡献。他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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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时候，他说，“佐军，你说中国经济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我不同意。”为什么？他说，你这样会误导地方政府去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而发展重化工业不利于我们节约资源、不利于我们保护环境、不利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吴老师一反对，有一段时间我还不敢说了。后来吴老师见到我，他说，“佐军，你接着讨论。学生不一定要在所有的观点上都跟导师保持高度一致。”吴老师是大家，心胸开阔，鼓励学生跟他争论，就像他跟他的高中同学厉宁教授一直在争论一样，师生关系还很好。后来《商务周刊》的记者去采访吴老师，同时也采访了与他观念比较接近的林毅夫教授。后来记者说还要采访一下反对方面的观点，反对方面立马想到了厉宁教授、樊纲。吴老师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深入细致的研究，你要采访我的学生李佐军。《商务周刊》的记者果然来采访我了，标题就是“吴敬链、林毅夫、李佐军：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一场大争论”。到现在为止，我还坚持我的观点，为什么？因为我也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我做了三个方面的系统研究。 第一个方面是对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我们国家工业化水平相当阶段的历史经验做了一个研究。包括英、法、德、意、美、日、四小龙，这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在17世纪以来都经历过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历史经验证明如此。 第二个方面是对国际上公认的工业化权威理论做了研究。包括赫夫曼、库斯涅兹、乾巴利，还有我的硕士导师、四十年代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萨米尔的同学、熊彼特的学生、国际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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