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及反思__本科论文

的流派模式。于是，留日作家就不可能像留学欧美作家那样，以某一种主义、信仰，作为自己追寻的固定目标，例如胡适对实用主义的信仰、李金发对象征主义的热衷、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推崇，等等。相反，他们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思潮、流派的冲击、影响，比如创造社就受到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乃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的多重影响，导致了内部倾向复杂。这一特点导致他们中多数人始终处于一种思想、情绪的骚动之中，浮躁不安，无法沉潜到文学深处，无法对文学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探寻，往往只能浮光掠影地去理解和接受日本文学，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从社会革命角度去看取日本文学。无怪乎他们与留学欧美的作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说留学欧美的作家大都保守、沉稳、自由主义倾向严重，注重文学本体追寻、形式探索；那么，留日作家则大多较激进、革命，探索的重心往往在文学外部规律上，他们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带进了中国文学，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留日学生，大都是关注现实、满怀理想的激进革命青年。他们充满青春激情，为拯救祖国，在世界上重塑中国形象，他们恨不得一下子让中国实现近现代化，跨入世界强国之列。所以只要他们认为是有用的，就不惜一切地加以介绍、吸纳，因此往往是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费正清认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主要因民族歧视而起，而民族歧视又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溃败的结果。何以溃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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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大都将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无能，认为中日关系逆转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由西方引进的现代文化面前的无能与败北。陈独秀、鲁迅等无不将近代以来的落后归之于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若不革除旧文化的陋习，即使没有外族的入侵，也难以自立于世界。于是，他们将民族主义情绪化转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倡导，将反传统与学习西方统一起来了。所以，认同、借鉴日本文学是与脱离中国现状，失去民族传统文学根基相统一的，这一特点使中国文学一开始便将注意力放在了日本近代文学上，从日本近代文学那里获取了许多现代性内涵，加速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然而，反传统的立场又使中国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时，背离了日本文学学习西方文学时不忘自觉发掘民族传统文学优势这一特点，也就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与经验，使中国文学在对日本文学认同、接受的同时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

3.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引起的反思

3.1接受影响永远应与自我意识，与创造联系在一起。

由于在认同、接受过程中将自我与他者区别开来的焦虑感不足，致使中国近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导致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某些错误。

中国近现代文学流变呈现出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政治文学——人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现代派文学。这种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两国近代以来遭遇西方现代性挑战这一相似的历史命运所致。当时，日本是一个立于西方现代化边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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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既要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又要保留民族的主体性，既要西化又要民族化。正是因为与日本近代文学处境相似，它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文学近代化效仿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两国近现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相似是不难理解的。

由于中日近代文学发展路径的相似，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在具体接受日本文学时丧失了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是主体性不足的体现。19世纪末中国开始萌动了对日本近代化经验的一种信赖、依赖心理，在这种信赖及依赖心理作用下，使得中国近代文学背离了日本文学近代化立足于传统这一重要经验。反传统的立场使近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接受失去了民族传统文学根基，导致民族主体意识不足，从而进一步弱化了在接受中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民族焦虑感与身份意识。这种焦虑意识的不足导致了除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多数接受者，很少去思索日本近代文学是否适合中国文学的问题，也就谈不上积极地质疑。以致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而日本近代文学，虽然在学习西方时能立足于传统，用传统中的某些合理因子，使自己在获取西方近代文学的同时仍保持了地道的日本特色与东方色彩。但与此同时，日本近代文学又由于受到日本作为后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急躁情绪等的影响，而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启蒙时代的政治小说，不顾艺术性直接与自由民权运动相对接，政论性取代了艺术性，成为一种政治观念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小说；又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情绪与非文学化倾向，将文学运动变成一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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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运动，夸大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大搞“理论斗争”以纯化作家队伍，将文学等同于宣传与组织生活的工具，文学描写的“现实”被错误地阐释成一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本质化的“现实”，等等。这些非文学化的错误做法，本可作为一种教训对后来的中国近代文学起一种警示作用，但焦虑意识的不足使中国作家往往未能及时地吸取日本近代文学所呈示出的这些教训。相反，他们常常重复着日本近代文学所犯的这类错误，例如梁启超之于日本政治小说、后期创造社之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存在着这种情况。梁启超本可以由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直接获取写实主义观念，使中国文学于新旧转型期少走弯路，但梁启超的政治家身份，急功近利的心理，使他像日本政治小说倡导者那样，将文学导入政治化歧途，使20世纪初中国近代文学进入一个十分尴尬的误区。冯乃超、李初梨等因亲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缺少一种由距离而生的冷静分析精神，缺少将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的焦虑感，以至于不顾中国语境的特殊性，盲目照搬日本普罗文学运动的做法，进行盲目的“理论斗争”，也就是严酷的内部清算，将批判矛头对准鲁迅等人，致使从某种意义上讲，失去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充分发展中国新文学的良机。

接受影响的过程，应是一种自觉创造的过程，然而焦虑感的不足，抑制了主体的创造意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经由借鉴而创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革命文学。布鲁姆曾说过：“早在阿奎那的经院拉丁文时代，‘影响’这个词就带上了‘具有凌驾他人的力量’的意义。”这也许说得太笼统、绝对，失之偏颇，但如果在接受影响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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