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廉政准则》专题讲座

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则为工人或技术人员。许多腐败官员原本是贫寒出身，从基层干起，很能体贴民生疾苦，但是随着权力的扩张、地位的提高，思想、信念、作风都会悄然发生变化，从廉洁自律的好官变成了肆无忌惮、贪污腐败的坏官。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一个长期的权力比较大的特殊环境中任何个人及品行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制度与监督。我前面说了，对腐败现象，我们采用四种办法，也就是四个词来解决：教育、监督、预防、惩治。教育、监督、预防都是在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保护干部。如果他不听，还是在做腐败的事，那剩下的就只有惩治了。

有了腐败就要坚持惩治，要不然就无法向人民交待。但惩治并不是目的，在腐败产生之前，要有更多的措施来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保护干部，让他们不腐败。就是因为每年大概有1.2万左右的腐败分子，有包括像这21名高级领导干部这样的腐败分子，所以就需要有像《廉政准则》这样能给党员领导干部戴上“紧箍咒”的制度。说本质一点，这种制度也是“安全网”。为什么这样说呢？

古典名著《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神通广大、狂放不羁，被称为泼猴，连师傅也不放在眼里，自从头上套上紧箍圈以后，才得以被唐僧驯服，最终师徒修成正果，取得真经。从这个神话故事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无论是面对有形的人还是无形的权力，假如没有任何约束，对方就会变得为所欲为；假如不能有效约束，对方就会变得无法控制。因此，遏制腐败最好的办法，就是给掌权者套上紧箍圈，让权力规范运行。

给党员领导干部戴上“紧箍咒”，这从本质上说，从最终上说，是为了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我们常说要坚持以人为本，贯彻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就是要以干部为本。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保护干部，这是我们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廉政准则》是对干部最大的保护，最真诚的关怀。《廉政准则》可以使他们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至于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这

样做有利于严肃党的纪律，有利于打击极少数顽固不化的腐败分子，有利于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有利于支持和保护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干部，充分体现组织上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准则》对关心干部、爱护干部、保护干部，对解决党员干部廉洁从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全面把握《廉政准则》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前面说了，这个《廉政准则》之前，1997年3月已经有了《廉政准则（试行）》。新的《廉政准则》，是制度建设的又一力作。从总体上看，新的《廉政准则》较之前的试行版内容更加具体、指向更加明确，更切合实际，更便于操作，更具规范性和针对性。

那么，与1997年3月《廉政准则（试行）》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一）《廉政准则》的特点

我认为，《廉政准则》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转正”了。由过去的试行性质转为正式的党规党法，这就是一种突破。《廉政准则》由试行而“转正”，必将大大提高《廉政准则》的规范程度和公信程度。过去的试行准则虽然也具有重要的制度意义，但毕竟是“试行”，缺乏刚性，而“试行”的东西无论从心理还是实践上看，大概都是能具有回旋余地的。正式的准则则不同，从条文上看，《廉政准则》从总则到分章论述，尤其是将八个方面的准则进一步列为52种具体的“不准”，有主线，成系统，内涵大大丰富，原来的试行准则是无法与其比肩的。这样，在具体的实践中，“转正”后的《廉政准则》必然会成为我们党以制度治理腐败的有力依据。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廉政准则》“转正”后，能够更加有效地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更有效地指导今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成为一部高质量、高层次的党内法规，真正成为执政党惩防腐败的“尚方宝剑”。

从具体的特点上说，我把“转正”后的《廉政准则》归纳总结为三个特点： ●一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廉政准则》既保留了《廉政准则（试行）》原有的仍然适用的规定，又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整合和吸收了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提出的新要求，总结和提炼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并注意与其他党内法规的有机联系和衔接，体现了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成果。

《廉政准则》继承的部分，主要是保留了《廉政准则（试行）》的总体框架结构，保留了原有的仍然适用的大部分规定。

《廉政准则》创新的部分，主要是对具体内容作了较大修改。13年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反腐倡廉工作要跟上社会变迁，对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也要有新要求。当时的一些具体规定，如“不准擅自用公款配备、使用通信工具”等，经过这些年的制度建设，已不再是突出问题，有的已得到根治。同时，近年来又出现了多占住房、违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等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制度上予以明确。

这次“转正”的《廉政准则》，有些是对原有规定加以补充完善。比如，《廉政准则》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就由试行时的“索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拓展为“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物”。

有些是在原有“条”下，新增“款”。比如，第二条就由试行时的4款增加到6款，新增：不准违反规定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离职或者退休后三年内，不准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

有些“条”和“款”则都是新设的。比如，针对当前工程建设、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等领域多发易发问题，为了防范公权力与微观市场经济活动发生不正常联系，新增了第七条“禁止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共有5款禁止性规定；此外，还新增第八条“禁止脱离实际，弄虚作假，损害群众利益和党群干群关系”，共有6款禁止性规定。这些都是新的约束性规范，体现了创新性。

比如，规定“通过贯彻实施民主生活会、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巡视、谈话和

戒勉、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考察考核等监督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执行本准则情况的监督检查”，这里提到的巡视、谈话和戒勉等等，都是基层和地方这些年来在实践中创造的形式，也写进了《廉政准则》，也体现了创新性。

再比如，《廉政准则》对“炫耀性”腐败和“身边人”腐败的治理，就是新的规范。

“炫耀性”腐败，是指个别领导干部利用公款为个人求排场、摆阔气的腐败行为。《廉政准则》第一章第六条就明确规定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在具体的条目中，从公款报销、楼堂兴建、公款住宿、公款行车以及庆典活动五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规约；在第八条中，《廉政准则》还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弄虚作假行为进行规定。这样，就基本上涵盖了党员领导干部有可能进行“炫耀性”腐败的主要途径，为有效治理“炫耀性”腐败准备了党内治理依据。

“身边人” 腐败，顾名思义，是指个别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属等关系密切的“身边人”谋求非法利益的腐败行为。《廉政准则》在第一章第五条中予以明确界定，从提拔干部、公费资助、接受调查、私人谋利和经济活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八个不准的规定。这样，就深入到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层次，将腐败治理的制度化落到了实处。

我认为，这些创新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是根据新形势下腐败的具体情况而作出的完善。

●二是全局性与包容性的统一。与之相比，此次《廉政准则》加上了“总则”一章。《廉政准则》吸纳了试行准则中200多字的前言的部分内容，扩充为500多字、共三段话的“总则”，结构设计更加突出，其意义重大，把廉政与坚持党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使之融入党的工作全局、党的建设全局中来，既以党的总任务、党的建设的大局总揽反腐倡廉工作，又以廉政建设促进党的建设。这就为反腐倡廉确定了政治方向。在中国，反腐倡廉不可能游离于政治大局之外单独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