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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警察发生冲突。农民之所以误会实在是他们对当地政府和化工厂的极不信任的必然结果。东阳的案例也有着同样的逻辑。
新昌、东阳两地的农民抗议之事件表明，我们应该在公共政策之决议过程中，建立适当的审议机制，使得老百姓在作决定前对议题有深刻的了解同时使得各种不同的声音皆能在决策过程中显示出来。“协商最适合形成和检验法律、政治原则和公共政策的问题”。[23]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批评商议性民主。例如，有学者认为，商议性民主之特点（主要指民主的正当性依赖于包容性和不受约束的对话，指向彼此之间的理解）难以说明制度安排的意义。再例如，商议性民主缺乏一种集体选择的理论或一种决策规则。[24] 政治需要决策，而商议性民主理论却很少讨论实际的决策规则，这样一来，商议性机制中的相互理解与决策效率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或冲突。[25] 不过，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构架下恰恰需要商议性安排，而不是决策之次序，现在问题的根本在于公众没有参加决策之机会。尽管决策并不能反映所有的观点，但通过商议，可以使各方的观点都有机会被考虑。民主的商议之培育可以提供一个导向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环境价值与观点的多元性在政治过程中可以表达出来和给予考虑。它可以提供条件，在这个条件下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得以谅解，可以寻找复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
（四）、商议式民主与公共政策的新发展：参与决策过程是关键
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其“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一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如何推进环保公众参与：第一要转变思想观念；第二要环境信息公开化；第三是环境决策民主化；第四是环境公益诉讼；第五是加强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26]但是，公众要求保护自己的环境生存权，参与环境治理关键的是能够参与决策过程。Goodin 曾经在他的Green Political Theory一书中这样说过，“提倡民主就是提倡程序，倡导环境保护主义就是倡导实质性的结果：我们能以什么的保证前者的程序将产生后面的结果？”[27] 而商议性机制改变了公共决策的发展方向。在西方国家、台湾，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是近年来环境行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商议性民主的假定是，公民可以通过对话(discourse)决定他们追求什么样的法律和决策，而对话的成员尊重对方，他们都拥有商议之能力。商议民主认为对话的参与者之间存在多元性：不同的利益、不同信仰与不同的理想，因而通过对话以解决问题或作出决策。商议式民主旨在恢复公民文化，提高公共话语在决策中的作用，产生公共的或政治压力以解决有关问题。商议式民主重在议，在于行动过程本身。由于其本质和特征，商议式民主模式就很快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发展。公共政策科学向来以专家为导向的，也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专家们的事，因为政策的制定需要专门化的知识与能力，而这是一般民众所不具备的。但是，1980年代以来，这种导向的公共政策科学有了新的变化，其表现是将公民引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这就是公共政策的商议式模式。[28]
政治不能狭窄化，只成为专家的计算，而排除公民的参与；政治不只有科学技术单一的标准，而是能容许民间社会多元声音的对话；政治作为政策制度应该是开放的程序，能够容纳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之参与。决策的民主就是各方的利益诉求通过公开的表达与和平的协商而达成共识；民主实现的关键是程序公正。
中国各地所进行的“招商引资”之类决策不能只是由怀有政绩冲动、GDP至上的地方党政官员说了算，而应由相应的商议性机构认真主持环评听证，让受污染之害的老百姓有民主权利能够同排污企业进行博弈，并且能够得到政府机关与司法机构的保护与支持。可是，在现有的程序下，民众并无多少影响决策的机会。东
阳市的例子表明，东阳市画水镇的村民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参与当地开发区有关化工企业落户画水的决策。承租方化工企业租用园区土地时，“协议签字时，村委没有与村民代表商议”。当地农民只能在最后得知政策的结果。因此，当民众的意见并未反应在最后的决策结果时，体制外的暴力抗争恐怕就在所难免了。 （五）、审议式民主的实践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机制 近几十年来，商议性民主理念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公众政策中得到体现与落实。例如，当今美国的全民健康保险政策、福利政策、环保政策以及小区安全等公共政策体现了这一点。这些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发展出不少有关公众商议之实践或方式。审议性的机制主要有公民会议（citizen conferences）、商议性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s）、共识会谈（consensus conferences）、听证会（public hearings）、公民论坛（citizen forums）、调停（mediation）、创造权与全民公决（citizen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公民小组（citizen Panels）和公民顾问团（citizen’s juries）。本文对公民论坛、调停和全民公决这三种商议性的实践/机制略作讨论。 1、公民论坛 最近一些年来，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创新性的像公民顾问团、公民会议或共识会议、商议性民意调查等民主实践。这些属于公民论坛的新的民主实践，为公众商议公共政策议题提供了空间。这些公民论坛通过随机抽样或别的方式将公民聚集起来讨论公共议题，这些公民通过论坛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或知识，可广泛地听取别人的观点与看法。 当然，这三者也有所不同。例如，参与的人数不同。通常商议性民意调查人数多，而公民顾问团或共识会议参与的人数则相对要少得多。再比如，选择的公民方式不同，商议性民意调查和公民顾问团是按照随机抽样选取的，而共识会议则主要根据社会-人口之标准进行的。此外，结果有所不同：公民会议或共识会议通过一段时间的商议后要达成一个集体性的决议，而商议性民意调查所得到的结果是公民个人观点之记录。[29]
公民顾问团 James 和 Blamey 详细地讨论了公民顾问团在澳大利亚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如国家公园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30] 公民顾问团是集合一群随机选出的公民针对某一特定的议题进行商议，在为期数日的一段时间里，向参与者提供与议题相关的资讯，并听取来自证人或基于专业知识、或基于他们所代表的可能受影响的利益的选择。在商议的过程中，由受过训练的主持人来维持公正的进行，参与的成员有机会进行交叉检视证词。最后，审查委员会的参与者提出他们的推荐方案，委托单位（政府部门，地方管理当局或其他机关）被要求予以回应，或依据推荐方案采取行动，或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公民会议或共识会议 “公民会议”或称“共识会议”是一种创新性的公民参与模式，其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让一般公民能够了解政策议题，并在知情的条件下，经过理性沟通而形成共同的意见。公民会议（citizen conference，或称共识会议 consensus conference）是在1980年代中期起源于丹麦的公民参与模式。“它在代议民主和利益团体的运作体系，以及菁英/专业支配的治理模式之外，提供一个让民众能够发声的公共讨论空间，使得专家知识与常民经验，以及不同的利益观点和价值立场，能够进行对话、沟通。”[31] 公民会议目前还只是一种创新性的公民参与模式，但逐渐受到重视，其原因在于它
所蕴含的理念突显了一些重要的民主价值：平等参与的权利；对理性、知情的公共讨论及其教育效果的重视；对共善目标的强调。公民会议，从它另一个广泛使用的名称“共识会议”可以得知，非常强调从争议中寻求共识。共识的达成，预设参与者有追求共善的倾向，以及偏好转化的可能。透过公共讨论的转化过程，参与者调解彼此的差异和冲突，而寻求共同的价值与利益基础。[32]
商议性民意调查 美国学者Fishkin是商议性民意调查的先驱者与主要实践者。他的实验的步骤如下：第一，在考虑性别、年龄、阶级、城乡、教育、地理位置、等各种变量下，进行随机抽出样本，并依样本对此议题的意见先作初步调查；第二，将样本集中几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每个人可以获得与主题相关的各种问题以及信息；第三，在检阅数据的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和专家以及持不同意见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及质问；第四、进行一场和专家学者面对面讨论及辩论的公听会，并经由电视作现场立即转播；第五，讨论之后，立即对样本作民意调查，并随即公布会议前以及会议后，民意调查改变的结果。[33]
公民论坛可向决策者提供公民的意见或建议，弥补当代社会代议制民主的缺陷：公民的生活、经验和态度同以他们的名义下所作出的决策之间差距日趋扩大。此外，通过公民论坛，可以将公共决策的“是非题”转变为“选择题”。而以往民众只能就“同意”与“不同意”之间作抉择，而无法在许多方案中作出选择；在中国，更可能的情况是农民只能选择“同意”，或许连选择“同意”之机会都没有。不过，现在中国不少地方都在进行民主参与的实验，积累了大量的好经验。例如，浙江温岭市等地出现“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日”、“民主议政日”、“社区事务民主听证会”、“民主听证会”、“民主议事会”和“民主评议村两委成员”等形式的公民性的论坛。公众应该有权利与机会、渠道就可能有关建设项目的立项选址的方案、企业的布局对周边环境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决策进行讨论，提出相关的建议。这不仅是公民环境权的要求，而且可推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动性与责任心 2、全民公决
公民投票将参与的层次拉高到“决策”本身。全民公决是全体人口直接对宪法的、法律的或政策议题进行投票。就范围与广度来说，全民公决原则上无什么界限，大可至国际，小可在一个社区进行，正如Saward所说，“全民公决的关键点在于不管其政治单位（地理上的跨度还是人口规模）大小它都可运用的”。[34] Budge和 Saward 特别倡导这种方式。Budge的推崇有两个理由：一是在选举政治中，因为两次选举的间隔期存在造成公众几乎不能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二是选民的偏好与政策没什么关联。[35] 在西方，绿党就环境的全民公决取得一些成功，有经验研究表明就环境议题来说，公众似乎要比政府立法者更负责任；即便不成功，通过全民公决将环境议题放到议事日程中可以比自由主义或代议民主方式更能迫使政府关注环境问题；而全民公决也有公民教育之功能，培育绿色公民性（green citizenship）之理念。不过，在Graham Smith看来，尽管全民公决应该运用到绿色政治与商议性民主之中，但实际上却很少有讨论。
当然，全民公决也存在一些缺陷。因政治、社会、阶层等因素造成低参与率是一个问题。精英或某（些）利益集团左右或控制公决却是另一个问题。就环境议题而言，参与公投的地区范围是个问题。“因为环境问题具有跨界的特性，各项环保及生态保育政策，以行政界线作为决策的界线，并不尽合理”。直接民权与环境专业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例如有人作这样的质询：“如果一项通过环境影
响评估的开发计划为人民所否决，固应听从人民的决定；但若一项不能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开发计划，欲挟公民投票的力量强行上马，难道也要牺牲专业意见，牺牲环保质量？”但是，从新昌、东阳的两个案例来看，问题不在于直接民权与环境专业的关系，也不在环境的跨界特性，关键的是公众有没有、有多少公决权利的问题。 3、调停
调停是将有关团体聚集起来，解决冲突或问题，以便所涉到的各方都能满意或者同意寻找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方式。在倡导者看来，调停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集体的考虑将压过纯粹个人的利益。在西方，最初的有关环境问题的调停主要集中于偶发的、地方性、有具体地点的争论，后扩展到政府对话和规制性的谈判（regulatory negotiation）领域。调停过程应该做到公正、包容性、开放性和耐心[36]，只有这样方能为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良好的氛围。在新昌、东阳两事件中，当地政府不是说没有做过调停，但是问题在于，一是缺乏公正、包容性、开放性和耐心，尤其公正、耐心不足，这从两地动用军警可以清楚地看出；二是当地政府等到冲突发生后才进行沟通与调停，如2005年7月4日，黄泥桥村大约50名村民到新昌京新药厂反映污染问题，并要求厂家为村民进行体检并赔偿“营养费”，但由于厂方领导一再推迟见面时间，村民情绪开始激动，并将接待室的玻璃门砸坏，由此引发村民与厂家的第一次冲突。当农民与企业发生暴力冲突时新昌的当地政府才出面进行沟通与调停，暂时将问题压下去。东阳地方政府在其冲突事件发生前，不仅没有做有效的调停，相反向村民发出多次警告。
当然，有一些对于调停这个机制的批评。例如，有批评者认为，代表性和出席有问题。再例如，将参与各方的利益看作已定的和不可矫正的（incorrigible）。不过，对于中国的环境治理来说，重要的是公众是否有参与调停之机会，调停者（主要是政府，因为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保护与治理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的问题。
五、结语
发生于浙江省东阳市与新昌县两起农民暴力抗议环境污染之事件不仅表明公共政策制定的缺陷：公众参与的缺失，而且显示出中国农民暴力抗议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环境政治问题。由此向我们提出，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模式。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指出的，“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重构”[37]。本文正是从商议性民主理论与实践角度来探究环境保护、治理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提出环境治理应该强化民主的协商（democratic deliberation），倡导“商议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从而最终走向生态民主化之路（toward ecological democr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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