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身份认同 福山

移民与身份认同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现代自由社会的集体认同感很弱，欧洲后现代精英尤其觉得他们已经超越了宗教和民族确定的身份认同。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确定积极的、自由价值，就肯定会遭到身份意识强烈的移民的挑战。

现代身份政治产生于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理论的漏洞。这个漏洞是自由主义对区域和群体意义的沉默。从马基雅维里开始经过霍布斯、洛克、卢梭、到美国缔造者的现代政治理论把政治自由理解为国家与个人而不是群体斗争的问题。如霍布斯和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个人拥有自然的权利，这些权利只有通过防止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妨害别人的社会契约而获得。

现代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宗教改革运动（the Reformation）之后在欧洲发生的宗教战争做出的反应。自由主义建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也就是追求宗教目标不能在公共领域，不能限制其他宗教或者同一宗教其他派别的自由。（正如我们下文将看到的，教会和国家实际上的分离在许多现代欧洲民主国家中从来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尽管现代自由主义清楚建立了国家权力不能被用来对个人施加宗教信仰的强制，但是它并没有回答个人自由能否和人们维持某个宗教传统发生冲突的问题。个人自由之外，宗教或文化或种族群体为保护集体的身份认同的自由在美国的缔造者看来不是核心问题，可能因为新定居者相对来说是单一性的。用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第二部分）的话说，“一个来自同样的祖先，所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遵循同样的原则的人民”。

在西方，身份政治开始于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认为救赎只有通过内在的信仰才能获得，攻击天主教强调仪式，也就是人们必须遵守的一系列社会规则。宗教改革因而确认真正的宗教虔诚是个人的主观状态，把个人身份和外在行为分离开来。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经写了关于身份政治后来的历史发展的有益的著作。卢梭在《第二论》和（the Promenades）中说我们从前人继承的社会风俗和习惯的外在自我和真实的内在自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幸福就在于重新找到内在的真实性。这个观点被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进一步阐释，内在真实性不仅存在于个人而且存在于群体，存在于我们当今称作民间文化的复兴。用泰勒的话说“这是传到我们

身上的强大的理想。它给予接触自我的道德重要性，通过承受和社会保持一致的压力，找到面临丧失的危险的内在自我。”

人的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分离不仅来自思想领域，而且来自现代市场民主的社会现实。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后，这种重才干轻出身的理想越来越多地开始实施，因为社会流动性的传统障碍被消除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争取来的，而不是继承来的，它是个人才干，工作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偶然性的出身。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寻找内在计划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竭力达到父母，亲友，社区或者牧师的期待。

泰勒指出现代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它要求承认。现代政治建立在普遍承认的原则基础上的观点来自黑格尔。但是越来越多地显示建立在共同的个人本性基础上的普遍承认是不够的，尤其是在历史上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因此现代身份政治围绕着对群体身份认同的承认，也就是说，要公众确认从前被边缘化的群体从魁北克到美国黑人，到女性，到土著人，到同性恋者的平等尊严。

查尔斯·泰勒是加拿大人决非偶然，因为当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在很多方面诞生于具有操法语的群体要求承认自身权力的需要的加拿大。1977年的法律（Law 101）违反了人权平等的自由原则：说法语者享受说英语者不能享受的语言权力。1995年魁北克被当作“特别的社区”，2006年被看作一个“国家”。

被理解为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而且是承认种族、宗教、文化群体的合法权利的要求的多元文化主义现在已经成为几乎所有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认的观念。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治一直被黑人，双语者和同性恋婚姻的赞助性行动的争议所困扰。这些运动由从前被边缘化的群体要求不仅承认他们作为个人而且作为群体的权利。因为美国的个人权利的洛克式传统意味着这些确认他们群体权利的努力比在现代欧洲引起的争议更大。

过去十年里孕育恐怖袭击的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现代身份政治而非传统的穆斯林文化的表现。对更早期的政治运动的了解能让我们更熟悉它。身份政治是现代思潮的事实并不让其危险性就少些，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弄清楚问题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

当代极端伊斯兰主义是身份政治的表现的这个观点是法国学者奥利维埃·罗伊（Olivier Roy）在其2004年的著作《全球化的伊斯兰》（Globalised Islam）中最明确提出来的。按照罗伊的说法，极端伊斯兰的根源不是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伊斯兰内在本质或者该宗教产生出来的文化的副产品。相反，他认为极端伊斯兰思想是因为伊斯兰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ed）威胁到穆斯林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

身份认同问题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就像在传统的基督教社会里不会出现一样。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个人的身份是被他的父母和社会环境给予的，从他所在的部落和亲友到当地的伊玛目到国家的政治结构的一切确定了个人在某个特定伊斯兰教派的身份，那是根本无法选择的。像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是高度信奉律法条文的宗教，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包含了要严格遵守的一整套外在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是与当地的传统，习惯，先贤或者特定地方的约定俗成密切相关的。传统的宗教虔诚不是普遍性的，虽然伊斯兰有教义普遍性（doctrinal universalism）的主张。

罗伊说，身份认同恰恰是在穆斯林离开了传统的穆斯林社区移民西欧后出现的。一个人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不再被外来的社会所支持，实际上还有强大的压力要融入西方的主流文化形态。传统社会中从来没有的真实性问题出现了，因为现在出现了作为穆斯林的内在身份认同和作为社会人的外在行为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斯兰网站上不断询问伊玛目的问题如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被允许的。但是在沙特阿拉伯，与女性教授握手是否被允许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因为这样的社会范畴几乎就不存在。

极端伊斯兰分子和圣战者出现就是对这种身份认同追求的回应。这些意识形态可以回答生活在荷兰或者法国的年轻穆斯林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你是通过坚持全球性的伊斯兰教义确定的全球化的乌玛（umma）共同体的成员，这个教义已经被地方风俗习惯，先贤，传统等腐蚀殆尽。因此穆斯林身份成为内在信仰问题而不是遵循外来的社会规范。罗伊指出这构成了穆斯林信仰的“新教教义化”（Protestantisation），救赎在于与外在行为冲突的主观状态。因此，据说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和其他几个9-11事件密谋者都在前一天晚上喝酒、逛脱衣舞俱乐部。

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作为身份政治的形式来理解还能解释为什么第二代或者第三代欧洲穆斯林信奉这个思想。第一代移民一般来说没有切断与出生地文化的心理上的联系，在新家里还保存着从前的传统习惯。但是，他们的孩子常常瞧不起父母的宗教信仰，但是还没有融入新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夹在都无法认同的两个文化间的他们就发现当今圣战者的全球性意识形态有强大的吸引力。

罗伊过分强调了把极端伊斯兰主义作为主要是欧洲现象的案例，极端意识形态来自中东还有许多别的源泉。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都出口极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伊拉克将来也会如此。但是，即便在穆斯林国家，罗伊的分析仍然是有效的，因为正是这些国家对现代化的输入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和极端思想的产生。由技术和经济开放推动的全球化让发达国家和传统的穆斯林社会的界限模糊了。最近的恐怖袭击阴谋和事件的策划者实施

者要么是住在欧洲的穆斯林，要么是住在穆斯林社会特权阶层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的人士就不是偶然的了。穆罕默德·埃塔和9-11袭击的其他组织者属于这个类型，谋杀荷兰电影导演凡高（Theo van Gogh）的凶手穆罕默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也是，3月11日马德里车站爆炸事件，7月7日伦敦爆炸事件，被控策划去年夏天飞机爆炸案的英国穆斯林等都是如此。还要指出的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阿伊曼·阿尔-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现代世界有丰富的知识，能够方便地了解西方。

如果当代极端伊斯兰思想被理解成身份政治的产物，因而是现代现象，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推断：第一，我们在20世纪的极端主义政治中已经遭遇过这样的问题了，那些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法西斯分子或者德国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the Baader-Meinhof gang）成员的年轻人。正如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和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等人所显示的，现代化和从互惠共同体（Gemeinschaft）到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构成了异常强烈的疏远过程，不同社会数不清的人都遭受了这个让人难受的经历。现在轮到年轻的穆斯林来品尝个中滋味了。穆斯林宗教是否有鼓励这种极端化的具体特点仍然是个开放的问题。从9-11以后出现了一个小型的产业试图表明暴力甚至自杀炸弹具有古兰经或者历史根源。但是，请别忘记穆斯林社会的许多历史阶段都是比基督教社会更加宽容的，这点非常重要。犹太人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出生在作为多元化的文化和学术中心的穆斯林科尔多瓦（Córdoba）。很多年来巴格达都拥有世界最大的犹太人社区。把今天的极端伊斯兰思想看作伊斯兰过分增长的必然结果就像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欧洲基督教几个世纪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样荒唐。

第二，圣战者恐怖主义的问题不可能通过在中东实现现代化或者民主来解决。布什政府的恐怖主义是由于缺少民主造成的观点忽略了这么多的恐怖分子都是在欧洲民主国家培养出来的这个事实。现代化和民主本身当然是好事，但是在短期内，它们会使穆斯林世界的恐怖主义问题不是越来越弱小，而是越来越严重。

欧洲和北美的现代自由社会倾向于微弱的身份认同。许多人宣扬自己的多元主义 或者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实际上他们的身份认同就是没有身份认同。但事实上国家认同仍 然存在于所有当代自由民主国家里。但是北美的国家认同和欧洲的情况还不一样，这就部 分解释了为什么穆斯林的融合在荷兰，法国，德国这些国家这么困难。

根据已经去世的塞莫尔·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说法，美国身份在本质上总是政治性的，受到美国诞生于反对国家权威的革命这个事实。美国人的信条建立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