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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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成果与影响

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主要以佛学交流最为活跃和繁荣，其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在东亚社会的传播，从而为构建和谐统一的东亚文化圈奠定了重要基础。尽管文化交流和影响是双向的，但那时主要表现为中国佛教向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3.1隋唐时期中国佛教文化传入日本的成果与影响

中国佛教东传到日本后，直接地影响到建筑、绘画、雕刻、医术、历算等方面，并且间接地影响到政治，从推古朝的制度设施直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佛教影响的结果。此外，如建筑道路，架设桥梁，开凿池塘，开辟山岭，也都由僧侣亲自担当；而且在这些物质效果之外，佛教教理对于人们内心的感化，也是极大的。

在政治上，首先是日本皇权得到强化。日本佛教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成了政治的附庸，佛教最初传入日本时，经过激烈的斗争，确立了提倡佛教的国策，这种斗争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取得斗争胜利的苏我氏集团通过接受佛教，树立新的信仰，消除保守的排佛排外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并进而实行改革，强化中央集权，皇权得到伸张与强化。同时，又因为从唐朝传到日本的佛教，是经过中国僧侣改造过的，即儒、佛融合的新佛教，这种佛教，不少内容宣扬的是忠孝护国、帝王权利神授等思想，因而对于进一步强化皇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日本政治体制更加完善。佛教在日本取得了国家政权势力的支持和扶持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家佛教”，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附庸。僧侣对政治和权势的依附，表现出了积极的热情。如奈良朝的道镜被任命为太政大臣禅师，统管政务及佛教事务，仍不满足，还力图篡夺皇位。在日本，上层僧侣追逐权势的结果，产生了僧侣官僚的畸形，圣德太子死后25年，作为入唐留学僧的高向玄理、僧曼等国博士成为了“大化革新”运动的中心人物，在采取如大量修建建佛寺、专门拨给佛寺以土地等各种措施推动佛教发展，的同时，最重要的还是推动了日本政治体制上的变革，模仿中国唐代文物制度，迸行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使日本在政治体制上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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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上，首先是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建筑、美术、文学、音乐等的繁荣昌盛。佛教的出现，促进只会制作“朴素的弥生陶器”和绘制“稚拙的古坟壁画”的日本先民，开始认真的学习大陆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的雕刻和绘画技巧，佛教成为大陆文明的象征，人们陶醉于金光灿烂的伽蓝艺术，造寺、造佛成为当时艺术创造的力量源泉和整个文化事业得以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隋唐时期的佛教交流促进了日本佛教的发展。隋唐时期，大量日本学问僧、请益僧、还学问僧入华求法。他们在隋唐学习期间，潜心钻研佛学义理，积累了深厚的佛学基础，很多人回国以后，汲取隋唐佛教的精华，吸收日本的传统文化，创建了日本的佛教宗派，使日本佛教宗派的细化成为中日佛教交流的直接成果。这一时期从唐朝系统地传人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史称“奈良六宗”或“南部六宗”，这六宗与中日佛教交流密不可分，可以看作是中日佛教交流的结晶。他们有的是由中国僧人远渡重洋到日本直接建立的，有的则是由日本僧人自唐朝返回日本后创立或光大的。

其一，华严宗，圣武天皇八年，唐僧道璿传入华严章疏，后由高丽僧审祥法师开讲晋译《六十华严》。审祥曾入唐从法藏大师受学，后宣扬华严思想，日本即尊审祥为初祖，良辨（曾受学道璿）为二祖，良辨弟子实忠为三祖，等定为四祖。由于圣武天皇极重华严，因此当时的华严实有帝王宗教之势。

其二，三论宗，系由高丽传入，推古天皇三十三年（西元六二五），由高丽僧慧灌（吉藏的弟子）传入，成为日本三论宗始祖。二祖智藏，三传道慈，并创法系为“大安寺流派”。智藏传智光、礼光，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流派”。大致说来，奈良之前系以三论宗为佛学主流，而奈良时代则为法相宗的全盛时期，至奈良末期，三论宗渐趋式微。

其三，法相宗，有四传：初传为道昭（曾师事玄奘），携回舍利及佛经，安置于法兴寺东 南建禅院。二传为智通、智达，亦曾入唐师事玄奘及窥基。此二传均以元兴寺为中心，称为“元兴寺传”，也称“南寺传”，又称“飞鸟传”。三传是智风、智鸾、智雄。四传为玄昉，曾入唐从慧沼弟子智周学法相，后以兴福寺为传教中心，称为“兴福寺传”，或“北寺传”、“御笠传”。法相宗系奈良佛教的主流。

其四，律宗，有三传：初传为汉人司马达之女善信尼（曾驻于百济樱井寺），二传为唐僧道叡，三传为鉴真大师，然前二位皆未传戒法，直至鉴真大师才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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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戒，史称“日本律宗始祖”。后以唐招提寺为律宗本寺。其后此宗渐次式微，至实范、觉盛、叡尊等人相继而出，律宗才又复兴。

其五，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得名，无论中国或日本，仅为一学派，正确传入日本时代不可考，一般以东大寺为俱舍宗的道场。

其六，成实宗，系依《成实论》得名，惟实际上并未成立宗派，仅附属于三论宗之下。

最后，在中日佛教交流的过程中，自隋唐流传而来的佛教义理进一步完善了日本的佛教体系。以戒律为例，鉴真东渡以前，日本的戒律极不健全，由此导致僧侣内部管理十分混乱。鉴真东渡后．为克服这些弊端，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鉴真在奈良东大寺大佛殿前建起了戒坛，后来又在下野的药师寺和筑紫的观世音寺也建立戒坛，合称“天下三戒坛”。以三大戒坛为依托，鉴真大力宣扬佛教仅轨，整饬僧侣秩序，建立起了完善的僧侣管理制度、僧侣授戒制度。经过隋唐两朝的佛教文化交流，使日本的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2隋唐时期日本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成果与影响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也同样如此，只看到中国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而看不到日本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既不符合历史规律，更不符合中日佛教交往的事实。

首先，隋唐时期大批日本僧人来华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带来了日本佛教的最新情况，中国佛教因之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日本佛典回传中国就是日本佛教反哺中国佛教的典型事例。唐大历七年(772年)，日本人唐僧戒明、得清等八人渡海至扬州，以《法华义疏》四卷、《胜星经义疏》一卷献呈龙兴寺大德灵佑，该事系于唐僧明空所撰《胜矍经疏义私钞》。中国佛教经过会昌毁佛和周世宗排佛之后，大量佛典或散佚或灭失，而此时隋唐时期传人日本的佛典则回传到中国，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日本僧人的独立著述也为中国佛教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例如天台僧人源信所著《往生集要》一书，传到中国后大受欢迎。四众称源信为“日本小释迦源信如来”。

由此可见，日本在反哺中国佛教文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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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佛教交往，可能就没有文化交流。总结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中国和日本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中日两国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使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二，在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中国和日本的统治阶级与往来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中国要媒介，创造了中国和日本佛教文化交流上的辉煌。

第三，虽然在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中国向日本传播佛教文化是主流，但是不可忽视日本对中国佛教文化反哺的现象。

总而言之，本文从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背景、媒介人物、成果及影响等诸多方面，全面的反映了隋唐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