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城扎染

中国白族名村——周城扎染调查

一、周城村落概况

西有巍峨的点苍山，东有清澈的洱海水，大理坝子显得格外迷人。在大理坝子中，苍山云弄峰麓，有一个美丽的村庄叫周城。周城之美，不仅在于风光，也不仅是蝴蝶泉与那个凄婉动人的传说，更重要的是，这里总飘浮着一股灵秀与智巧交织而成的动感，一种牵动人内心的淳朴和厚实。而这，又与这里随处可见的一块块蓝白相间的扎染布所营造的氛围不无关系。那一块块扎染，是周城人智慧的结晶，内心的映照。周城，被誉为白族的扎染之乡；扎染，已成为周城的标志。 从大理古城出发，沿滇藏公路北行约25公里就可到达周城这个云南省最大的白族自然聚居村落。周城村隶属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距镇政府5公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白族古村落。村庄西倚苍山云弄峰，东临洱海，南距大理古城二十余里，村北是著名的蝴蝶泉景区。滇藏公路即214国道南北向穿村而过，村东新建的大丽公路与214国道平行，沿两条公路，南可至大理、下关，北可达洱源、剑川、鹤庆、丽江等地，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人多地少、劳力过剩、传统手工艺行业独特，这是周城的基本村情，立足这一村情，周城村着重发展扎染工艺，形成了家家搞扎花、户户有活干的繁忙景象。周城民族扎染厂的成立，是周城扎染业复兴并具备规模效应的标志，也是带动周城劳力转移和经济改善的契机。周城近年来的发展可谓有口皆碑，该村曾被大理市政府命名为“亿元村”，被大理州、市政府授予“小康村”、“小康示范村”称号，被中国农村社区发展促进工程命名为“中国特色经济村”，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称号。

二、扎染溯源

扎染，古称绞缬、撮缬，是历史悠久的一种染布工艺。据文献记载，我国至迟在公元4世纪已有这种工艺。白族民间传说扎染是苍山的溪水所化，或说是仙女织出带到人间，都表现了白族人民对这种工艺的珍爱。民间又把扎染称为“疙瘩染”，把扎染布叫做疙瘩花布、结花布、蓝花布。扎染工艺主要有扎花、浸染、

漂晾三道工序。先选好布料，然后在布匹上印上设计好的花纹图样，按照图样要求，分别使用撮皱、折叠、翻卷、挤揪等方法，将图案部分缝紧，成疙瘩状。经反复浸染，晾干拆线，被线扎缠缝合的疙瘩部分色泽未渍，呈现各种花形。如此，一块块蓝底或青底白花的扎染布便制成了。由于不同部分扎的手法及松紧程度不一，在花纹与底色之间往往呈现出渐变的效果，花的边沿有渍印造成的渐淡或渐浓的色晕，显得自然而又变幻迷离。蓝白相间的色彩显现出无比的韵味，清新淡雅中透出一股动人的神韵。

周城扎染的历史十分悠久，当地制作靛兰的方法与《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所载的制靛法基本相同。调查中，问到“你家的扎染工艺是从哪学来的”时，不少人回答是“祖传的”，“老一辈传下来的”，“我们村很早的时候就做扎染了，是从村子里学到的”等等。这样的问与答似乎还不能给我们提供白族扎染兴起的确切时间，而考古材料则可为我们提供一些佐证。周城扎染工艺的兴盛与历史上白族先民生活地区染织工艺的发达不无关系。白族先民居住的洱海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据考古发现，洱海地区各新石器遗址中发掘出许多形制各异的陶制纺轮等手工纺织器具，其中大理苍山马龙遗址中仅是陶制纺轮、纺坠就有车轮形、圆锥形、梯形、珍珠形等40件。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器具，有纺轮，分石制和陶制两种，陶制的纺轮就有5种样式。剑川海门口遗址中出土的陶制纺轮则多达8种样式。[①]这些考古材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已在进行纺织活动。《西洱河风土记》载：“有丝、麻、蚕织之事，出绢、丝、布、麻，幅广七寸以下，染色有非帛。”说明唐初白族地区的纺织业已较为发达。南诏还从中原汉族地区掳掠了一批工匠艺人，从一定层面上说，促进了南诏包括染织在内各种手工艺的发展。樊绰《蛮书》卷七记载了当时南诏地区的丝织技术已接近中土，“锦文颇有密致奇采”，“亦有刺绣”。当时的喜洲即大厘城是闻名遐迩的织锦城，郑回撰写的《南诏德化碑》中还有“大利流波濯锦”之语。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派往长安参加《南诏奉圣乐》演出的演员所穿的舞衣“裙襦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革”，[②]精致动人。宋代大理国《张胜温画卷》所绘跟随国王礼佛的文臣武将中，有两位武士头上戴着布冠套，与传统蓝底小团白花扎染十分相似，可能是大理扎染近千年前用于服饰的直观记录。[③]大理地区明清时期的寺庙中，曾发现有的菩萨塑像身衣有扎染残片，还有扎染经书包帕等物。到民国时期，居家扎染已十分普遍，周城、喜洲等乡镇以一家一户为主的手工扎染作坊密集于此，成为名传四方的扎染中心。[④]

周城扎染的发展也与当地及周围村寨织布业的发达相辅相成。过去，村民染布所需的布料有一部分来自本村，系自织的土布。村里也有不少经营织布的农户。据统计，解放初，村里共有58户织布，有450多架织机。[⑤]时至今日，周城村中自己织布的人家已很少见，据我们调查，村中只有两、三家的老妇人还在用古老的织机自织土布，但这些土布已非用于浸染，而只是作为妇女服饰中某些部位的装饰了。村民染布所需的布料还有一些来自周围村寨和集镇。当时大理、喜洲一带织布业十分兴盛，周城村周围的喜洲街、狗街、头铺街等乡村集市成为了当地土布销售的集散地。喜洲的四方街，三天一集，曾有“上午卖布，下午买纱”、“日中为市”的古老遗风。周城一部分经营染布的人家每遇街期便去销售染好的布，散集时又购回一批批白布，如此反复，以谋生计。

解放后，周城村以社队经营的方式保持着传统的扎染工艺。但稍后，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扎染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作坊被封闭了，染料被捣毁了，植物染料也遭禁种。所幸村中几名老人冒着风险，暗中保存了扎染的原料和工具，才使扎染工艺流传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城的扎染再次获得了生机。周城村抓住这一传统工艺优势，把个体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扩大了扎染的生产规模，成为名副其实的扎染之乡。

三、扎染工艺 1、布料和品种

以前，扎染所用的是本村或周围村庄的村民自己织造、生产的土布，现在，虽这种自织的土布已不多用，但无论是扎染厂还是个体私营的家庭，其选用的布都多为纯棉白布，摸上去手感较好，做成服装，穿起来也十分舒服，透气性良好，利于吸汗。现扎染厂及村中所用的扎染布料多从昆纺、滇纺、青海等地购入。 目前周城扎染的品种主要有服装布料、桌布、床单、窗帘、电器罩、小手帕、工艺布等。因用途不同，各种布料的尺寸大小、形状、图案也各异。 2、花色图案

周城扎染的色彩主要是蓝色和白色。蓝白二色是白族扎染的主色调或者说是基调，一般的图案均为蓝底白花。此外，还有少量其它色彩，如青底白花、黄底白花、绿底白花、红底白花等。

图案方面，却丰富得多。可分为常见图案和新创图案两类。常见的图案多为花草植物、鸟兽虫鱼、自然景观以及各种图形。植物纹样如叶子花、菊花、郁金香等；动物类纹样有蝴蝶、蜜蜂、鱼、毛虫、蚯蚓、喜鹊、白鹤、凤凰等；自然景观类有蝴蝶泉、三塔、苍山及日月星辰、山水河流等；其它图形类有三角花、六角花、八角花、菱形、圆形、齿形、凸字形、凹字形，还有八卦图和福、禄、寿、喜等字体。新创图案多根据客户要求而制作，如周城扎染厂生产的日本京都观景图、日本歌舞伎、日本京都塔、日本神社大门、日本式房屋建筑等，均为日方客户要求的图案。 3、染料

周城扎染传统使用的染料，当地称为“土靛”或“湿靛”，是用村民种植的浸染植物加入各种辅料配制而成的。制作土靛要使用松木板制成的木桶，中间用3～4道篾条或藤条环绕而箍，现在也有的用铁丝、钢筋箍扎。之所以用木桶，主要是因为其木质对染料不会起副作用。一只木桶的使用寿命至少在10年以上。 相对于“土靛”而言的“洋靛”指从国外进口的化学染料，又称“干靛”。民国年间，洋靛大量倾销到大理地区，周城村民也开始用洋靛染布，洋靛采用的是加热煮染的方式。用洋靛染布可一次成色，上色快，不必象土靛那样反复多次浸染，大大减少了染布的工时工序，缩短了染布的周期，染出的布匹颜色品种更多，更丰富。因此，洋靛的进入冲击到周城传统的土靛植物染料的种植，“帝国主义洋靛的输入，迫使大理周城、喜州一带的土靛染布业逐年减少，土靛生产逐年下降。”[⑥]但也带来了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

随着历史的前进，人们又恢复了对植物染料的青睐，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植物染料本身具有消炎、清热解毒的保健作用，对人体健康有益。用植物染料浸染的布料制成的衣物，穿起来更加舒适，不会对人的皮肤产生不良刺激。在炎热的夏季，植物染料缝制的衣物还有避暑的作用，身背小孩外出，在小孩头上顶一块扎染方巾，既透气，又清凉解毒。大理民间有扎染土布可避邪的说法，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可能与扎染土布所使用的植物染料具有的药用功效有关。二是植物染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