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

化探源的开端。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对中西文化不同的地理基础，外围历史文化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模型与社会组织形式的比较，探寻形成中西民族不同文化精神的内在依据。

第一节、河的赐予与海的磨砺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生有着各不相同的自然地理

基础，不过对于这种地理差异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却有不尽相同的解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分别归结为“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他认为：“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则把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主要的地理因素概括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和广阔的草原；2.巨川大江流经的平原流域；3.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按照这一划分，他把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这几个古老文明发祥地的地理环境均归为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而欧洲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则显然是海岸地域环境孕育的产儿。尽管黑格尔对中西文化特征的论述含有不少武断的偏见，但他对不同历史文明地理差异的分析却为我们研究中西文化的自然背景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一、中华文化的自然基础

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向我们证实，古老的中

华文化是东亚大陆上多源头、多方向、多民族的不同文化价值融合凝聚而成的结晶。元谋猿人、北京人、丁村人、蓝田人、柳江人、马坝人、河套人、哈尔滨人、资阳人等原始人类化石告诉我们，早在数万年前，我们祖国的广阔疆域内就出现了人类的身影，而以彩陶、几何印纹陶和农业的产生为标志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则在北起黑龙江、内蒙古，南到广东、云南，西达新疆、西藏，东至浙江、山东半岛和台湾，几乎遍布整个中国版图的广大地区不断被发现和发掘；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大汉口文化、青莲岗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这林林总总满天星斗般的历史遗迹向人们昭示着数千年前华夏文明在东亚大陆上广阔区域中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文明发祥地大多分布在江河流域的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上。从东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辽河流域到中原的渭河、黄河流域、南方的江汉、江淮流域和珠江三角洲都留下了中华民族祖先的足迹。尤其是横贯东亚大陆的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更以其源远流长的坦荡襟怀播下了众多的文明火种。因此，尽管我们已不再囿于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一元发生论，我们仍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江河的儿女。古老的华夏文明的兴起离不开河的赐予。

那么我们的母亲——这块古老的华夏大地究竟具有怎样的风采

呢?

首先是幅员辽阔、腹地纵深。如上所述，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的

仰韶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开始在这块纵横5000余公里，其面积

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东亚大陆上从东西南北中各个不同的区域进行着艰难的开拓，创造着文明的果实。至少到公元前1000多年的周代，便已形成了“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的庞大帝国。这里江河纵横，土地肥沃，物种繁多，有着丰饶的生存资源和广阔的回旋天地。境内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1580条，流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河流有79条，其中仅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几大水系的流域面积就达数百万平方公里。无论是兴起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依山傍海的希腊还是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都难以与之相比。而这辽阔的土地不仅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完全自足的生存条件，而且蕴藏着雄厚的发展潜能，使他能不断地自我调节和更新，并且进退裕如。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族的入侵，而终究能保持文化的延续与完整，未曾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遭致毁灭或中断，正是赖于这不可多得的广阔内陆基地。

其次是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这里不仅有上千条巨川大河，也有

绵延的崇山峻岭，其中仅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面积就达2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疆域的五分之一。此外还有塞外的荒漠，北部的草原，中西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广衰无垠的东部平原，四面环山的大盆地和1.8万公里的海岸线??总之，不同地区间地理地貌差异甚大，总的形式呈西高东低的阶梯分布，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自然景观。仅草原景观就分为青藏区的高山草原、“蒙古准平原”上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景观和东北的森林草原和草甸。

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滋养了中华文化众彩纷呈的特色，

为华夏多民族、多源流、多侧面的亚文化系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例如，在中华文化的各分支的交互影响融合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北方草原社会中发育起来的游牧文化与黄河长江流域生长的农耕文化之间的长期冲突，不少中西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这些农业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的交互渗透和影响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事实上，即使在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族文化内部，这种由于多种形态的地理背景，加上历史的融合造成的不同地域集团间的文化差异乃至对峙也是长期存在的。例如，在华夏族形成的历史传说中，我们就听到许多关于源于西部陕甘高原的古羌人与东部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平原上的九夷以及北方的戎狄、南方的三苗、南蛮等各民族间相互征战与兼并的故事。到春秋战国以降，更形成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秦与三晋，东部平原的燕和齐鲁，江汉流域的楚，东南沿海的吴越，四川盆地的巴蜀以及后来南方的闽越等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中心。它们在物产、经济生活、民俗风情、语言及文化心理上的差异至今仍约略可辨。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更高层次上形成的民族共通性和统一性。

第三是气候温暖湿润。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

太平洋西岸，南北跨热带和温带两大气候带。其中尤以被黑格尔称作“历史的真正舞台”的温带区域最广，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这当中又以亚热带和暖温带所占面积最大。由于东亚海陆分布所产生的热力差异，冬夏高低气压中心的活动变化显著，加上青藏高原地形作用因素，形成了东亚特有的强烈的季风环流系统，使东亚大陆大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