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的悲剧意蕴》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学位论文 论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的悲剧意蕴

第二章 命运悲剧

女性与命运这一主题一向是张爱玲所擅长的，在小说《半生缘》中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张爱玲以自己对人生的体会和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同财力才将书中浓浓的悲凉情调描写出来。所以《半生缘》不仅仅是一本描写爱情婚姻悲剧的小说，更是一场对女性悲剧命运的重现。“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5]515在《半生缘》中，张爱玲将女性悲剧命运产生的缘由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时代层面；二是文化层面；三是女性本体层面。

一、社会时代层面

联系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是我们在分析文本时必须要注意的。张爱玲以20世纪40年代旧上海作为《半生缘》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而在张爱玲笔下，旧上海是这样的：阴暗的月夜，吵杂的弄堂，不幸的婚姻，扭曲的人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再现了旧上海灯红酒绿的洋场社会。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旧上海作为对外的通商口岸更是受到各种文化的熏染。所以，《半生缘》的时代背景是封建社会黑暗所腐朽的旧中国和物欲横流的洋场社会两者的结合。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小说中的女性也无法避免的烙上了这个时代所独有的印记。《半生缘》里的女性角色都无法避免烙上了这个时代的印记。

曼璐是《半生缘》中一个比较复杂的女性形象。不幸贯穿着她的一生。小说中曼璐的所作所为在令人痛恨的同时也不禁让人同情。曼璐作为家中的长女，在父亲离世后，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为此她放弃了自己的爱情，沦落风尘。为了换回家庭的安稳过日，曼璐不得不出卖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她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将无尽的凄凉和痛苦留给自己。大家试想，在20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一个学历不高的年轻女性，想要通过一份正当的职业去供养全家人的生活谈何容易。在那个时代，如果曼璐有一丝希望，有怎么会去做舞女这低贱的工作呢？过早的踏入社会的曼璐早已认识到这是金钱至上的世界，也感受到了这个金钱世界的残忍，这为曼璐以后扭曲的性格和变态的行为埋下伏笔。曼璐悲剧命运的罪魁祸首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妹妹曼桢的形象与姐姐曼璐的形象截然不同。张爱玲很少塑造一个充满同情和赞赏的正面形象，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如曹七巧、曼璐、许小寒这一类病态的女性形象，曼桢则是她塑造的为数不多的正面形象，正是因为曼桢是这样的完美，多以必定命途多舛。曼桢本应该有个幸福的家庭和美好的未来，但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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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设想都因为曼璐病态的心理所毁。只因曼璐想让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用以维持自己破碎的婚姻。更可悲的是，当曼桢千辛万苦逃出“狼窝”后，满心希望的去找世钧，却发现自己的爱人世钧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如果说被姐姐设计，被姐夫强暴等苦难折磨使曼桢失去生活的信心，那么世钧的背叛则让曼桢彻底绝望。在这样亲情、爱情无望的情况下，曼桢处于对孩子荣宝的考虑，只能嫁给祝鸿才，在苦闷中度过余生。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曼桢遭受这一系列的苦难时，她有过反抗，但是曼桢身上仍然保留着旧时代女性的特质，所以她反抗的并不彻底。曼桢极力摆脱传统的束缚，但最后嫁给祝鸿才的行为表明这认命妥协。因而曼桢并没有认识到两者不可协调的矛盾。最后曼桢与祝鸿才离婚，也表明曼桢最终走向独立。所以，曼桢性格中的不彻底造成她命运的悲剧，这种不彻底也让曼桢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这种不彻底也正是这个时代赋予她的，

在《半生缘》中，女性的悲剧是经济不独立，生活不自由的悲剧。在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女性无法意识到她们需要反抗、需要抗争，即使她们意识到了，也因个体力量微小而无济于事。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小说中女性的悲剧看做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剧。

二、文化层面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都是能震撼人心的女性悲剧史，之所以这些悲剧能震撼人心，是因为张爱玲将社会文化底层中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文化因素揭露出来。

每个时代的背景都是对应时代文化产生的根源。在当时中西文化碰撞融合，封建文化与洋场文化交织碰撞的时代背景下，从形成了当时独具特色的文化氛围。在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形成的畸形产物。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在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低下，男性往往将女性视为自己的附属品，将女性的生存空间束缚在家庭的高墙之内。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制对女性的压迫，造成旧时代的女性生活不自由，经济不独立。而且，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像曼桢这样洁身自好的女性也逃不脱像世钧父亲沈啸桐这样的封建卫道士的诋毁“就算她现在是个女职员吧，从前也还不知干过什么——这种人家出身的人，除非长得真丑，长大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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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这碗饭的。”[4] 沈啸桐自身是个伪君子，出入风月场所，却要求女性的绝

对清白。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没有曼璐和祝鸿才的阴谋，因根深蒂固的封建门第观念，曼桢和世钧要结合也是极其艰难的。而叔惠和翠芝更是因为封建门第观念，注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而曼璐和豫瑾，当曼璐选择解除婚约并成为舞女的时候，两人就绝了复合的可能 ，因为豫瑾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男人。所以，不论是曼桢也好、曼璐也好、翠芝也好，她们最终是被孕育她们的文化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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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自身层面

在《半生缘》中，旧时代女性的代表是世钧的母亲沈太太，沈太太作为沈啸桐明媒正娶的妻子，却从未受到过正妻的待遇，她与别的女人一同分享着一个男人。而沈太太面对在外面养女人且不回家的沈啸桐，她唯一的请求竟然是沈啸桐在除夕夜必须回家。当沈啸桐处于个人考虑回到沈家时，沈太太竟全然忘记往日遭受的委屈和屈辱，竟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满足。纵使沈太太在经济上是独立的，但她也从未意识到自己悲剧的命运，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个时代的女性大多都如沈太太一般，将自己的一生都押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新时代女性的代表，我认为是曼璐。曼璐很早就踏入物欲横流的社会，而她舞女的身份使她在社会中难以立足，家人也因此对她产生隔阂，所以她内心深处充满了不安和害怕。于是，她将婚姻当做了溺水者的浮木，所以她为了建立并维持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她可以放弃爱情，背弃亲情，真可谓是煞费心机。但是，她与祝鸿才的婚姻并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是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丈夫无休止的出轨和愈发频繁的打骂。但是因为曼璐年老色衰加上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她将祝鸿才视为经后唯一的依靠，因此她无法离开，更因如此，曼璐才不得不无条件的满足祝鸿才，去设计自己的妹妹怀上祝鸿才的孩子，以留住她的“依靠”。但曼璐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病态的。在小说里，曼桢曾说过曼璐其实是很忠厚的。可这样原本是一个忠厚的人，最后却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帮凶。在祝鸿才强暴曼桢后，她极尽所能的淡化祝鸿才的罪行，竟说到：“二妹，这不是赌气的事??他对你倒是一片真心??只要你肯原谅他，他以后总要 好好的补偿你，反正他对你决不会变心的。”[4] 211 “二妹，你难道因为一个人酒后无德做错了事情，就恨他一辈子，你看在这孩子的份上，就原谅了他吧。”[4]250这一系列的说辞看似有理有据，合情合理，但细细想来，这些说辞无非是曼璐对父系宗法社会的屈服，并与之同流合污。这也正是那个新时代女性无法摆脱的向父系宗法社会屈服问题。这也造成了那个时代女性无法避免的命运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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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性悲剧

张爱玲一向很欣赏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她认为鲁迅在他的创作中揭露出藏在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所以，张爱玲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很大程度上直接对人性深处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暴露，敢于“深入人性深处，挑开那层核壳，露出人性的脆弱黯淡”[5] 514并且，现代文学研究着王富仁谈到张爱玲时也说到：“她是女性小说中的鲁迅”[6]

一、扭曲的亲情

小说《半生缘》的故事主线是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多种，其一是曼桢姐姐和母亲的双重背叛。姐姐曼璐想用孩子拴住丈夫祝鸿才，但自己无法生育，于是与母亲一起想出借曼桢腹生子的计划，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曼璐做了很多残忍的事情。然而在前面我们就说过，曼璐并不是天生就是坏人，但是她性格中邪恶的最终爆发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张爱玲在文章《谈女人》中说道：“女人在人性的发展上比较有弹性，多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而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的更彻底。”[7]也许曼璐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当她经受了生活的折磨后，她选择了报复，报复让她难以忘记的爱情、报复让她受尽屈辱的生活、报复让她受尽折磨的人生。这些一系列报复的念头最终让曼璐

作出了无法挽回的错误，这不仅酿成了曼桢的悲剧，也酿成了她自己的悲剧。

其二就是曼桢的母亲—顾太太贪图钱财的小人行径。顾太太从来就不是一个会为子女考虑的好母亲，当曼璐决定嫁给“笑起来像猫，不笑又像老鼠”的祝鸿才时，顾太太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曼璐的幸福，她考虑的是“他钱是没什么钱，像我们这一大家的开销总还负担得起”。当曼桢被曼璐夫妇监禁的时候，顾太太却在金钱的支配下，泯灭了母性中残存的一点爱。多么可悲，母爱啊，这是让多少诗人都歌咏的母爱，着这里切抵不过一叠八成新的票子。

在《半生缘》里，张爱玲毫无掩饰的撕下蒙在亲情关系上的面纱，将自私残忍的姐妹情、母女情展示在世人面前。

二、脆弱的爱情

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除开这些外部因素，还与世钧自身的性格上的缺陷有关。当曼桢被监禁后，世钧被曼璐的一些并不高明的伎俩所欺骗，相信曼桢背叛了自己。多么可笑啊，两个相爱之深的情侣，一个突然失踪，另一个却轻易相信别人说爱人背叛了自己的谎言，于是选择放弃寻找。正如曼桢形容世钧所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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