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今天你登场我下台，明天我掌权你滚蛋，群魔乱舞，丑态毕现。不少军阀、政客下野以后，遁迹于天津作了“寓公”。一来是因为天津有外国租界，可以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二来是因为天津和北京相距咫尺之间，便于窥测方向，重整旗鼓。当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就是说，某些野心家在北京的袍笏登场，却原来是在天津打扮起来的。 北洋政府前后5 任总统中，徐世昌、黎元洪、曹锟3 人在被迫下野之后，都息影津沽，颐养天年，后来也都病死在天津私寓；袁世凯、冯国璋与天津也夙有渊源。“东北王”张作霖进关之后，问鼎京师，粉墨登场，组织安国军政府，开场锣鼓也是在天津敲响的。北洋政府的32 届内阁，有1/3 的总理， 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朱启钤、高凌霨、潘复等，都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在这里都设有私人公馆。在这里的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王揖唐、王克敏、叶恭绰、曾毓隽、段芝贵、陆锦、朱深、张弧、张志潭、吴毓麟、吴光新、刘冠雄等等。至于下野督军、都统和省长一类的人，信手拈来也有一大串，如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张勋、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王承斌、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敬尧、鲍贵卿、孟恩远、万福麟、张作相??还有那位睥睨南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而下之，寓于天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等等，为数就更多，夸张一点说，有如过江之鲫了。如此众多的

北洋政府要员麇集津门，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气上，不可能不对天津这个工商业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么一大批下野军阀与失意政客，在天津是怎样打发自己的寓公岁月呢？

有的野心不死，仍在窥伺再起1928 年6 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有些军阀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归顺了国民党政权。尽管后来大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削去兵权，但终究能够苟安一时，依旧有高官可做，有地皮可刮。舍此而外，要想东山再起，只有依附于外国势力，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了。

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早就猎中了这一伙北洋军阀、政客。20 年代，在天津冒出来若干日本特务机关，如什么青木公馆、茂川公馆、三野公馆、松井公馆、和知公馆等等，大多以北洋旧军政要人为其工作对象，专事笼络这些寓公。愿者上钩，不少人逐臭而至，甘心卖身投靠，充当侵略者的傀儡。在天津日租界有个“三同会”，系三个亲日团体即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结合组成的，几乎把所有亲日、媚日分子都网罗进去了。这个“三同会”的后台，是日本驻屯军参谋部。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之后，把一批前清遗老和北洋旧吏都派上了用场；接着，日本又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妄图在伪“满洲国”出笼之后，再如法炮制一个伪“华北国”。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日本驻屯军唆使汉奸在天津制造“便衣队”武装暴乱，图谋推翻天津地方政权，并趁机将溥仪劫持到东北作傀

儡“皇帝”。参与策划这次暴乱事件的头目张璧，就是当年驱逐溥仪出宫时的北京警察总监。段祺瑞下野居津期间，日本人几次怂恿他“出山”，主持东北或未来的华北傀儡政权；此事为蒋介石侦知，急派要员北上，将段祺瑞接到南京，才得以摆脱日本人的困扰。1935 年，原北洋政府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进行反蒋活动，事机不密，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于北平六国饭店。在日本驻屯军的操纵下，白坚武出头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计划攻打北平，夺取政权，也未能得逞。这个白坚武，就是当年吴佩孚的政务处长。

1937 年7 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很快就侵占了北平、天津及华北其他城市，被日本人豢养多年的那些北洋军阀、政客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纷纷沐猴而冠。如江朝宗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高凌霨出任“天津治安维持会”会长，马良出任“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1937 年12 月，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一大批北洋旧吏，如王克敏、王揖唐、汤尔和、齐燮元、朱深、董康、王荫泰、门致中、王水泉等，都充当了汉奸大头目。这伙民族败类果然如愿以偿，东山再起了，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千载骂名。

有的皈依佛门，并非看破红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对于杀人如麻的军阀，无疑是一副精神解脱良剂，因而那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而成“虔诚”的佛教居士。天津本非佛门胜地，又无高僧常住，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弟子”，佛教突然火炽起来。

曾经狂热地迷信“武力统一”的段执政段祺瑞，在下台后也

笃信佛陀了。

他在公馆里设有佛堂，广交僧俗弟子。段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不知是什么人调侃他们，封了个“八大金刚”，他们是：董康、朱深、黄郛、王揖唐、张孤、吴光新、王郅隆、倪嗣冲；并把段祺瑜比作释迦牟尼，曹汝霖比作观音菩萨，陆宗舆、章宗祥比作文殊、普贤。可见天上人间，同样都是以权力论座次的。靳云鹏与孙传芳在佛祖面前也不甘示弱，他们接办了一座规模不大的禅院，改名“居士林”，分任正副林长，每逢周日聚众讲经，善男信女济济一堂。不料在1935 年11 月13 日，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混在礼佛居士行列，一举刺杀了孙传芳。这一场“血溅居士林”的武打戏，使寓居津门的北洋军阀人人自危，原来佛堂也并非清静之地，居士林顿时门可罗雀了。

佛教也是日本人笼络北洋军政要人的一条渠道。30 年代初，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在天津设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参加者中日人士参半。

在日本人中最活跃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

三，都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中国人有段祺瑞、孙传芳、曹汝霖、王揖唐、齐燮元、高凌霨、纽传善、孙润宇、张志潭、白坚武等。会长先是段祺瑞，后为王揖唐。

在“七·七”事变前，蒋介石曾在庐山接见过王揖唐，授意王以中日密教研究会会长名义访日，接触日本朝野人士，藉此探测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由此可见这个佛教组织的政治功能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伙佛门弟子们纷纷沦为大汉奸，他们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