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冲突理论 本章学习要点： 冲突理论的批判学派：马克思、韦伯

5．那些握有权力的人越是能营造一种遭受外在力量威胁的感觉，其合法性就越高。 6．那些握有权力的人越是能在社会的大多数人中营造一种与社会中的少数人冲突的感觉，其合法性就越高。

7．如果政治权威不能支撑一种合法性存在的感觉，在内部冲突面前就显得脆弱，如果政治权威在外部系统中失去了声望，就会失去合法性，并在内部冲突中更加脆弱．

三、齐美尔和冲突理论（P213—215）

齐美尔的贡献在于对基本社会过程形式(form of basic social process)进行的理论陈述，他称之为形式社会学(form sociology)。齐美尔主要以自己的观察为基础，从广泛的经验内容中的过程与事件中抽取本质属性，关于本质属性的抽象陈述可以清晰地表达。

和马克思一样，齐美尔认为冲突是无所不在的，因此是形式社会学分析的对象。在他那篇关于冲突的著名文章中，齐美尔为分析冲突的积极后果——维持社会整体及其次级单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然齐美尔认识到，一个高度合作、一致、整合的社会表现为“无生命”过程，但他对冲突的分析依然在于冲突如何提高团结与统一。马克思认为冲突最终会变为革命性的和暴力性的，并导致体系的结构性变迁，齐美尔则经常分析积极的现象——提高团结、整合，产生常规变迁的不那么激烈和暴力的冲突。齐美尔关于冲突的关键观点归纳在表10- 4中。

表10一4齐美尔关于冲突进程的抽象命题（P214）

l．在如下条件下冲突的暴力水平会上升：

A．冲突的派别投入了大量情感，这一点与冲突各个派别团结的不同水平相关。 B．冲突派别的成员将冲突本身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一点与冲突是否涉及基本价值观有关。

2．如果冲突是工具性的，并被视为实现冲突群体清晰明确目标的手段，冲突的暴力性水平将会下降。

3．在冲突的群体之中，冲突产生如下效果： A．明确群体界限。 B．集中权威和权力。

C．降低对越轨行为与歧视的容忍度．

D．提高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团结程度，对居于少数的群体与处于防卫状态的群体更是如此。

4．在如下条件下，冲突对整个社会将会产生整合性效果：

A．冲突是经常的，低烈度的和低暴力性的，让冲突中的人释放敌意。

B．冲突发生于一个成员与次级单位之间存在高度功能性依赖的体系中，鼓励创造出规范协议来调节冲突，使资源的交换不致于中断。

C．冲突产生不同冲突群体间的联系。

命题l—A与马克思的命题有些相同。与马克思一样，齐美尔认为冲突是情感上觉醒的结果。当冲突群体的内部团结达到一定程度时，命题1——B表明，社会成员视冲突超越其自身利益和个人目标的程度，提高了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命题2非常重要，因为与马克思的命题“客观的利益意识会导致为暴力冲突而进行的组织化”相矛盾。齐美尔认为，冲突派别的利益越是得到清晰的表现，他们的目标就越清晰和集中；拥有清晰的目标，则较少战斗性的手段，像讨价还价与妥协这样的手段就越有可能被用来实现群体的客观目标。这样，对齐美尔来说，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在一般情况下，会导致高度工具性的和非暴力的冲突。比如说，在劳资关系领域，齐美尔的命题就比马克思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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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准确，因为暴力经常发生在工会成立之初的劳资纠纷中，这时利益与目标没有被很好地表达。当利益目标得到澄清，暴力冲突已逐渐被不那么暴力的谈判所取代。命题3和4归纳了冲突对(1)冲突的派别，和(2)发生在整个系统中冲突的后果。命题3—A、3一B、3一C和3一D归纳了齐美尔关于冲突对冲突中派别的功能的观点。冲突使群体边界清晰化．使权威集中化，增强了对越轨行为与歧视的控制，并加强了冲突派别内部的社会团结。命题4关于冲突对社会整体的后果提供了对马克思的分析的限制。马克思表明：当冲突中的人们逐渐两极分化，最初温和的冲突激烈化了，最终产生导致体系剧烈变迁的暴力冲突。相反，齐美尔认为，在存在高度相互依赖性的体系中，激烈程度较低但频率较高的冲突，不会必然激化并导致剧烈的社会变迁：这些冲突反而释放了紧张并变得正常，从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而且，随着冲突群体内组织化与冲突群体间联系形式的提高，暴力性会因此为群体目标的明确而下降。相对于最初温和形式的冲突，这样的利益组织化与清晰的表达的后果是一个更大的安排，包括竞争、讨价还价和妥协。

四、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P216-218）

20世纪上半叶冲突理论依然默默无闻。当然有一些针对具体经验现象的冲突性分析，比如种族间的斗争、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不同社会问的战争、殖民主义以及其他社会分裂性的过程。但是德国社会学大师们关于冲突的观点还没有被吸收进社会学的主流，特别是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处于隐伏状态，在冷战时代美国的片反共气氛中受到压迫。

60年代，全社会出现了一场知识分子运动，直面西方社会当前实践的各项制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冲突理论再生了，并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达伦多夫对功能主义的批评

许多这样的冲突理论的再生被表达为对过度发展的功能主义的批评．后者常被指责为保守的、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作为对功能主义这种隐含的意识形态的修正，一种冲突理论应运而生了。自5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开始，理论社会学发生了关键性的、向冲突方向的转变。到70年代，冲突理论已成为在社会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之一，虽然其显著地位比不上50与60年代的功能主义。

50年代晚期，达伦多夫坚持认为，帕森斯主义和功能主义所刻画的图景，总的来说展现了一种极度一致、整合和静态的社会形状，他称之为“乌托邦”。按照达伦多夫的观点，社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一致，一副是冲突。达伦多夫断言，现在到了抛弃功能主义为我们制造的乌托邦幻景而开始分析社会丑恶一面的时候了。为了远离乌托邦，达伦多夫提出了如下建议：

未来我们不仅要注意具体的问题，而且要注意那些要用紧张冲突和变迁来加以解释的问题。社会的第二副面孔也许在审美意义上不如社会系统那么引人入胜，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学都在通往平静的乌托邦方向上做文章，我们的努力就没有意义。

为了离开乌托邦，就要求一种片面的冲突模型来代替片面的功能模型。虽然在达伦多夫看来这个冲突的视角仅仅代表了社会的一面，但它作为必要的补充将对过去功能理论的不足做出修正。

（二）达伦多夫的辩证假设

从这一理论要求出发的是一个辩证冲突论(dialectical theory)的视角，代表将马克思(在较低程度上)、韦伯、齐美尔的洞察结合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的最高成就。达伦多夫认为，制度化的过程产生的“强制性协作组合”（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ICAs)，在不十分标准的意义上，代表组织中相互区别的视角。这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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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权力关系为特点，其中一小群掌握权力的人强求他人的顺从。达伦多夫在这一点上有点含糊不清，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单位，从小群体到社区或整个社会中的正式组织，如果其中存在着在角色展现上的权力区分，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ICAs。而且，虽然权力代表对他人的强制，ICAs中的权力关系趋于合法化，而且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威关系，在其中一些地位上的人拥有统治他人的“可接受的”或“规范的”权力。达伦多夫由此构想出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由产生权威关系的过程来维持，这种权威关系在社会体系不同层面上的各种形态的ICAs中都存在。

同时权力与权威是稀缺资源，特定ICAs中的次级群体为此相互竞争。在这些制度化的模式中，它们是冲突的主要根源。冲突最终反映了ICAs中的角色丛与权威有关，因为内在于角色的客观利益是某一角色是否拥有针对他人的权威与权力的直接功能。虽然ICAs中的角色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威，任何特定的ICAs都可以被分为两种角色类型，统治他人的与被他人统治的。统治他人的角色群体的利益要求是维持现状，被人统治的角色群体的利益要求是重新分配权力或权威。在特定的情况下，关于相互矛盾利益的认识的提高，使ICAs分裂为两个对立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意识到其客观利益，卷入对权威的角逐。竞争或冲突的解决要求ICAs中的资源再分配，这样冲突成为社会系统变迁的根源。接着，权威的再分配代表着新的统治群体及被统治群体角色的制度化，在特定情况下分化为两个对立的利益群体，发起新的对权威的竞争。社会现实就是在构成社会各种类型的ICAs中对权威的无尽角逐。

和马克思一样，这种作为循环或辩证过程的制度化图景使达伦多夫仅仅分析一些关键的关系：(1)冲突被认为是一个在社会性与结构性安排中相反力量间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过程；(2)这样的冲突为一些干扰性的结构条件所促进或阻滞；(3)在某一时间点的冲突的消除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构性状态，在特定的条件之下，这种结构性的状态会不可避免地使相反的力量之间发生进一步的冲突。同时，马克思和达伦多夫的模型揭示了产生冲突与社会结构组织化的同样的因果链：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产生客观的利益对抗；在特定的条件下，对抗中被统治的一方对利益的觉醒或觉悟产生了。在另一些条件之下，这种新产生的觉悟导致政治上的组织化和被统治群体的极端化，以此加入对统治者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将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依然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并产生一系列导致冲突的事件，最终改变社会组织模式。

马克思与达伦多夫所列出的干扰性条件都仅仅与被统治群体的利益觉悟、统治群体的政治化和极端化，及冲突的后果有关。在哪些干扰性条件下，制度化模式会产生统治和被统治群体，在哪些条件下这些群体被典型化为拥有相反的利益，依然不太明晰——看来，因为它们是制度化或ICAs的本质，因而不必加以解释。

（三）达伦多夫的理论命题

达伦多夫非常正式地列出了三种类型的干扰性经验条件：组织条件，影响隐性的准群体(quasi group)向显性的冲突群体的转化；冲突条件，决定冲突的激烈程度；结构变迁的条件，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类型、速度、深度。这样，理论模式中的变量就是：(1)冲突群体形式化的程度，(2)冲突的激烈程度，(3)冲突的暴力程度，(4)社会结构变迁的程度，(5)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

与马克思一样，达伦多夫认为，冲突与被统治群体利益意识的增长和冲突群体的构型有关(命题1)。这样的意识和群体性构型是下列条件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正功能：(1)技术条件(领导与统一的意识形态)，(2)政治条件(组织能力)，(3)社会条件(交往能力)。这些观点明显源于马克思的探讨(见表10—1)。然而，正如命题2所表明的，达伦多夫受齐美尔的影响，强调如果群体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技术、政治、社会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冲突则有可能卷入大量情感。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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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伦多夫还受韦伯影响(命题3)，强调社会酬赏的重叠——也就是说，在那些享有特权(权力、财富与声望)者之间的相关程度——同样提高寻求冲突的被统治者的情感卷入程度。命题4表明，达伦多夫受韦伯影响与受马克思影响同样太大，他认为缺少向权威地位的流动会提高被统治者的情感卷入程度。命题5明显来自齐美尔，认为冲突的暴力性与组织和利益清晰表达的缺乏有关，这一点与马克思相反。但在命题6中，达伦多夫重返马克思，强调人们的剥夺感——也就是说相对剥夺——突然增加会提高暴力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在命题7中，达伦多夫又认同齐美尔，认为暴力性与系统产生处理不满、释放紧张的调节手段的能力有关。在命题8与命题9中，达伦多夫又再次返回马克思，强调冲突是如何造成社会体系中不同程度的结构变迁。

表I 0一5达伦多夫的抽象命题（P218）

l．ICAs中的准群体成员可以意识到其客观利益并形成冲突群体，冲突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与以下条件相关：

A．组织的技术条件，其有赖于： a.准群体中的领导者的形成。 b.运动的理论体系或章程的集成。

B．组织的政治条件，依赖于统治者对相反利益取向的组织的许可。 C．组织的社会条件，依次与以下因素相关： a准群体成员相互沟通的机会。 b征募成员的机会。

2．组织的技术政治和社会条件越是得不到满足，冲突越是激烈。

3．权威分布越是与其他资源的分布相关(多元重叠)，冲突越是激烈。 4．统治与被统治群体问的流动越少，冲突越是激烈。

5．组织的技术、政治和社会条件越是得不到满足，冲突将会越具有暴力性。 6．对被统治者在资源分布上的剥夺．越是从绝对状态转向相对状态，冲突越是具有暴力性。

7．冲突群体之间相互调节达成协议的能力越是不足，冲突越是具有暴力性。 8．冲突越激烈，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的程度越大。

9．冲突越具有暴力性，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的速率越高。

结 论

达伦多夫不是本世纪中期第一个冲突理论家，但他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冲突理论家。他声名远扬，首先是因为对帕森斯功能主义的攻击，其次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再分析，并使之与韦伯和齐美尔的条件与限定结合起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达伦多夫抽象的、分析的方法持批评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达伦多夫抛弃了马克思分析的本质，剥离了那些对马克思的分析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达伦多夫却将冲突理论从马克思的偏狭中解放出来，使之对社会学界有了吸引力。在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达伦多夫的同时，另一个对功能主义更为同情的冲突理论家——科塞(Lewis Coser)，提出了与辩证理论相比不那么激进的替代理论。科塞更多地受惠于齐美尔而非马克思，提出了冲突的功能理论。

五、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P218——224）

科塞是最早的冲突理论家之一，他关于冲突的主要著作发表在达伦多夫之前。然而，因为这部著作有功能主义的味道，并更多地从齐美尔而不是马克思那里获得理论帮助，所以没有像达伦多夫的早期著作那样，被视为对功能主义的全面的批评。当然，科塞以功能主义版本的冲突理论发起了反功能主义标准的批评：冲突未被给予足够的重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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