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

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讲。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

1946年创作《死无葬身之地》（Mort san sépulture 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 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同年，《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他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工人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1951年《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 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2年，阿尔贝·加缪的《反抗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是《现代》杂志的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抗者》的评论文章惹怒了加缪。而加缪却把这篇文章归罪到萨特身上）。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中国。[6]

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1954年5月，萨特

应苏联作家的邀请

萨特和波伏娃在中国[7]

，访问了苏联，发表了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讲话。1955年《涅克拉索夫》出版。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在中国，除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萨特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政治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现代》杂志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

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1958年他从戴高乐回到巴黎。1959年 《阿尔托纳的死囚》（Les Séquestrés d'Altona）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 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

让-保罗·萨特[8]

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词语》（Les mots），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标志着萨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上来，萨特在这本书里描述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欠出版社一笔钱。

[9]196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取。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3]

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学校的规则。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演讲。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出办的报纸，并上街散发。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Libération，左翼最大报纸，法国第三大全国性日报）的主编。

晚年

1974年萨特的左眼实际上已完全不能用了（右眼在童年时就已瞎了），高血压迫使他把每天的步行减为不到半英里。由于丧失了写作能力，他说：“我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在他最后的几个月中，他表现出一生难得的平静，并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修正。他令人惊奇地同许多保守分子一起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支持美国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10]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数万群众为他送葬，表达悼念之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