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时兴“情景再现” 新手法引发争议

好的事情”这个谜，来到中国解开谜团。1999年她来到了卢沟桥，开始进入对日本侵略中国往事的追忆中……随着认识的加深，野田契子情感也在发生变化，她体会到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宽恕罪恶，但不能忘记历史。”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父亲赎罪，捐款30万无修建校舍。2002年4月，野田契子来到自己曾捐献修建的学校再次捐款。记住这段历史是为了和平，该片以纪实的手法给我们展示了野田契子这一认识的过程，着力表现人物的情感变化，特别是大量鲜为人知镜头的运用给人以视觉和心灵的冲击，体现了编导驾驭重大题材结构叙事的能力。

《大明宫》制作方的李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露出倚重“情景再现”的无奈：“大明宫保存得不如故宫，不用剧情讲故事带出历史，仅仅依靠文物史料，几乎不能构成纪录片。”而尤小刚则表示，“情景再现”在海外已相当成熟，熟悉纪录片的观众并不会混淆“剧情”和史实之间的关系。

针对“情景再现”的争议，业内人士则提出需要把握内容和表现之间的关系。“纪录片目前也开始尝试类型化，剧情类是其中之一。‘情景再现’作为一种适应类型化的创新，我们在肯定其丰富纪录片‘真实美学’内涵的同时，也需要切记‘情景再现’并不是纪录片的全部。”纪实频道副总监干超表示，任何新的表现手法的运用都应该服务于纪录片的整体创作需要，不违背纪录片的真实原则，不能为了

哗众取宠而本末倒置

这些经验说明，故事的讲述是纪录片取得成功的关键。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依赖并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和理解，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其真实的记录，精致的故事结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是满足观众收视兴趣的重要前提。

纪录片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作品的细节。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弗拉哈迪在无声片时期，也只有通过细节的捕捉来增强画面的可视性。在《北方的纳努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段落：纳努克用力从冰窟窿中往外拉一条绳子，人们全神贯注盯住他的动作，想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悬念解开了，当纳努克拉出一头海豹时人们的疑问有了答案。这个细节以及尔后一系列相关的细节，都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最能体现人物特点和事件特色的场景和段落，是故事讲述中的闪光点。细节的捕捉是纪录片人的一项基本功，是创作者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结晶，是对事件认识的升华。细节犹如一篇文章的文眼，它留给观众印象最深刻，往往能集中体现作品的主题，深化作品的主题，其鲜明特点是着墨不多，但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在《爱的变奏》里，有许多精彩的细节。其中有一对话的细节：当记者问梦娟，你希望金子来你们家吗？梦娟说：心里说不希望！记者问：为什么？梦娟说：她来了爸爸妈妈就不跟我亲了，顾着她，吃饭时候

夹鸡的时候，就一个鸡腿给了他。这是一组对话的细节记录，记者采访深入到了事实本身，深入到了当事人内心深处，表现了孩子的真实情感。

把握纪录片中的个性特征是纪录片创作深主题、实现美学理想境界的基础。如何在纪录中寻找典型环境、典型语言、典型细节，这使创作者挖空心思。《治沙两代人》是在怎样的环境里引出这治沙的两代人的呢？画面的开头是在荒沙中行走的脚步。童声：泰来风沙害人苦，要想吃粮拿命赌。汗洒荒沙多少遍，到头还是风包土。然后是脚步、沙漠。解说：“……20世纪70年代，人为地对植被的破坏，更加剧了沙漠化的程度。尤其是在70年代末，泰来县的沙漠化程度正在以每年相当于一个中等乡镇的面积扩展……”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推出了第一代治沙人曲毅志；推出了第二代治沙人林立学。纪录片创作中典型环境的展示，人物与环境的介绍，都是为突出特殊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丰富作品主人公的情感服务。主人公曲毅志、林立学，这两代治沙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治沙的生涯，进而展现了当代人民“愚公移山”的精神。许昌电视台的《真情无国界》、江西电视台的《越冬》、云南玉溪电视台的《帐篷小学》等都在个性记录中有自己的亮点。应该看到，故事的化的叙事手法在纪录片创作中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而处理好在叙事中的细节记录、个性记录、典型记录是纪录片达到审美层次必不可少的手段。

实现纪录片创作的突破，重要的在于创作理念的创新。题材选取的狭窄是纪录片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具体素材的选取，故事的结构，富有典型性的细节处理，记录手法的运用等都是纪录片创作不可忽视的要素。这一切，都需要纪录片人大胆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实现纪录片创作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