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人治问题分析

怪了。事实上，舆论的力量正引导包括企业界在内的人们把企业的兴衰成败寄希望于企业家。认为企业家是治理企业的一剂良方，是超过所有制度设计和措施的最最重要的选择。把企业走向卓越的希望寄托在英雄式的企业家身上。希望一个企业家挽救一个企业，而一个企业家群体来推动世界的经济发展。 六、人治具有相对合理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上文我们讨论的都是人治被社会舆论、被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水平所误导和限制的话，那么，人治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对的合理的推动作用无疑为许多企业选择“人治”提供了事实依据，并反过来推动了社会舆论和管理理论对于人治的认同。 1.“英雄”对于历史的独特推动作用存在

不可否认，英雄式任务的出现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以中国革命为例，在同时期受到列强侵略的国家非常多，也有很多国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只在中国等少数国家成功，毛泽东等伟人的个人智慧对于中国革命的方向选择和胜利有巨大的推动和决定作用。不但中国如此，即使是法制相当健全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今天，政府首脑对整个国家的政策的影响依然十分的强大。 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是经济的反映。对于企业治理而言，英雄企业家治理也的确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又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转轨时期，法制体系尚不健全，约束与激励也很不到为。英雄式企业家的治

理格外突出和重要。在1999前后，国有企业“浴血突围”方不至于全军覆没。应该说，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并不存在诞生优秀企业家的土壤之说。但是，以张瑞敏等为代表的英雄式企业家却谱写了一曲起死回生，并造就海尔等企业辉煌的业绩。 2.法律和规则不是调整社会的唯一手段

对于人们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等问题就难以介入。而这恰好是对于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在这些方面，人治者依靠个人影响和调整，恰好可以达到目的。也就是说，企业家可以通过自己对下属的心理疏导，特别是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引导和塑造，改善组织的心智模式进而建立共同愿景的过程对于企业的作用是较为明显的。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步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积累起来的权威也更容易让员工产生盲从心理 ，辅助“人治”的顺利实施，最终由于“权威”的失误而让企业崩溃，很多明星企业的其行也速，其亡也忽大多与此有关）。 3.社会监督成本最小的选择之一

我们说，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将责任委托于一个组织只能使责任模糊，反而不利于组织的目标实现。 因为群体决策耗费时间、责任模糊，容易出现群体思维和群体激化等对组织决策致命的缺陷。这要求我们尽管有一个领导群体，由于群体不可能取得认识上的一致而经济与政治取向不可能同时进行，必须有一个总的负责人。

这个总负责人对于组织的成功与失败担负主要责任。因此，组织没有理由不服从于总负责者的治理理念，也不可能要求一个对组织的决策不具有最终影响力的人对组织的行为负责。 4.人治的及时和灵活特点对初创企业有重要意义

市场千变万化，机会稍纵即逝。特别是在企业成立的初期，企业的一切尚处于萌芽期，在这个阶段，企业家个体的激情和智慧对于企业能否走向成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期，企业尚未定型，企业文化尚为积淀到足以支撑企业行为的程度、是不具备法治的基本条件的。只能依靠核心技术所有者或者出资人的激情创业，才能迅速而及时地对市场机会作出反映，对市场风险作出灵活的规避。可以说，“人治”是企业初创时期的基本特色，也是合理的选择。 二、“人治”模式下企业的发展轨迹

从整体上看，无论人治具有多么重要的相对合理性，但是人治必然是会被社会发展所淘汰的治理模式。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治”的危害。它必然使企业建立起一系列完全依赖于企业家个体的机制，使整个企业命运与企业家个体命运形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无助于企业的长时期可持续发展。人治大体上可以分为相对理性的人治和人治两种

在相对理性的人治模式下，虽然使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厚厚地打上了企业家个人特色，但是，由于企业家个人的人格的高尚，或对于成

就的追求，企业沿着理性的可持续的道路走下去，建立起人性化的法治模式。这种企业经营模式或者说企业文化，虽然深深地打上了前任或者当期企业家个体的烙印。但是，由于企业家本身人格的魅力或者价值取向的完善和理性，使企业具有发展的动力和根基，能够实现新老经营者的正常交替和平稳过渡，也不会由于企业家个体的人格缺陷而最终导致企业的治理的失误。韦尔奇与继任者的权力交接即是如此。这也是目前人们期盼的英雄企业家治理模式。

一般而言，人治都是非理性的。中国国有企业的腐败，即是政治企业家非理性经营的极至表现。相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这一类非理性治理的模式将会逐步消失。更多情况下，非理性智力模式根源于决策层的人格缺陷。即上文所提高的企业家心理缺陷。这种情况下，企业有可能实现短暂的繁荣，但企业与特定的企业家个人形成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形成了企业对于特定的企业家的依赖。如曾轰动一时的红塔集团对于褚时健再度出山的呼唤，长虹倪润锋的二度上任。这是一种被人们理解或者无奈选择的模式。企业命运岁企业家的命运而起伏不定。更有者，则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九的前任赵总裁一人便扮演了这两个角色，既使三九在他的领导下得以飞跃发展，也使三九在自己的人治模式下衰落。 三、规避措施：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发展成熟度的原因，“人治”不是一个在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消灭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