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人治问题分析

无论是在成熟度不高的中国，还是在职业经理人时常相对发达的美国等国家，在选择新的总裁或重新签订任命合同时，董事会总是对“富有总裁经验”的人情有独钟。很少有人对董事会选择一位名声在外但业绩并不佳的经理人予以批评，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而如果董事会选择一位只能见承诺，却不见“履历”的2号种子选手，情况就会大不一样。“董事会不愿意冒风险”。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的新老更替名单上，鲜有黑马出现，都是熟脸，轮流坐庄圈钱。由于对履历的过分依赖，经理人的价格在不对称的谈判中被严重高估，德国经理人员的83%的报酬与绩效无关，美国的这一比例则是55%。1997年，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亏损3.9亿美元，而其总裁的薪金却飘升为1.015亿美元；而2004年初离职的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市场总裁一人的新酬则想当于该公司三年的利润总额。不断高估的经理人价格使经理人培养成本大幅度虚高，进一步使经理人缺乏。形成恶性循环。可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许多发达的国家，经理人市场都是一个先天不足，而后天乏力的患有严重再生障碍的市场。职业经理人岗位是一个侯选人极度匮乏的岗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对现有岗位的经理人寄予希望或顺从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好办法。 三、人治的动因——企业家心理

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认为：企业家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动力并不一定是利润，利润只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外，企业家的创

新活动受三个方面的力量的驱使：（1）发展一个私人商业王国的愿望。（2）征服困难表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愿望；（3）创造和发挥自己才能带来的欢乐。正是在建立在这些本质上是精神的力量基础上，企业家的才出现创新的欲望。我们通常只意识到熊彼特揭示了创新活动的源泉和实质，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揭示了企业家之所以不知不觉地选择“人治”的心理动因。

1.征服心理引致的错位的权力观。对于否定的普遍应用是错位的权力关最为常见的表现。也被大多数企业家认为是表现自己的“出类拔萃”最快捷、最有效的方式。“领导者是主动权力的掌握者”（拉斯沃、卡普兰）何以体现主动？何以体现征服？维护现有的即使是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被动的接受，不能体现主动，不能满足征服的欲望。否定是一个可取的方式，通常这种否定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对于前任的否定。希望至少从表象是把自己塑造成企业的再造者而不是守成者。其二、对于自己的否定。通常企业都会按照企业家的意志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但是往往最不遵守规章制度的是制定者自己。遵循规则不能体现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只有破坏规则，游离于规则之外所体现出的游刃有余和洒脱方显英雄本色。

2.建立私人王国。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领导者通常都会无意识地把企业看作自己的个人的财产，是自己的“江山”。为防丢掉这份财产而过度防范，疾贤妒能十分普遍。惟恐下属功高盖主，不相信自己的下属，疑神疑鬼，适度放权与严密监控并存。依赖传统

的血缘和亲属关系。把自己企业职工当作自己的资本以炫耀，比如部分民营企业曾经盛行的用高学历人才干简单的体力劳动等人才浪费现象。而在国有企业里，则明显地表现为排挤在能力上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下属，近亲繁殖等。宁用听自己话的，也不用比自己强的，宁要“奴才”，不用“人才”。极力树立总裁的绝对权威，三九集团的总裁“一支笔”的决策和管理模式在中国具有相当数量的同盟军。 3.“发挥自己的才能”自觉不自觉地演变成亲历亲为。企业家力图通过自己的创新活动去满足“创造和发挥自己才能带来快乐”的欲望。尽可能多地创造和发挥自己的才能需要尽可能多的参与到决策中去。这与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授权是一对矛盾而对立的主体。很多的企业家却宁愿为自己选择更多的决策机会和工作机会并认为这是确保企业不偏离航向的保证之一，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忽略民主决策直至事无巨细亲历亲为，最后发展到独断专行，决策的浪漫与草率自然不可避免。很多企业的总裁，往往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做的本该属于中层管理者所做的事情。最后如诸葛亮一般大业未成而自己操劳至死。

四、传统文化的影响

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潜力起着界定作用。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德 德鲁克认为：“一个组织只能在其价值观内成长，一个企业成长被其所能达到的价值观所限制”。IBM前总裁小托马斯·沃森认为，“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所起的作用，是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

构、发明创新和时机选择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并具有沿袭性。传统文化是决定企业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对企业治理风格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之一。尽管我国古代儒法两家就有关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但几千年封建主义政治秩序的主流依然是人治处于垄断地位。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直被传为佳话。这为英雄情结的滋生和扩大和被人们从心理所接受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并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坚固的文化反过来又使国家治理不可避免地带上人治色彩。建国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政治体制改革的迟滞等，也延缓了整体上从计划控制下诞生并与政治和社会文化密切关联的中国企业“人治”的改革进程。 五、社会舆论的塑造和引导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英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 答案是明确的，历史造英雄。但是，现在我们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是最成功的企业家韦尔其造就了伟大的GE，功勋卓著的张瑞敏造就了海尔的不凡，社会对于英雄的“人治”的期待远甚于对于理性的法治的打造。法国《外交》杂志攥文认为，社会新闻媒介及社会舆论力量是仅次于经济力量而大于政治力量的社会第二推动力。社会媒介一方面反映必然对整个社会对于英雄的企业家的非理性期盼，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类对于自己不精通的领域的思考是非理性的。社会舆论对于准企业家们长时期的英雄治理模式的宣传一旦被接受，那么这些准企业家在成为企业家后自然地选择了“人治”就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