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变迁

我国旧的教育体制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仍然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能否筹措比较充足的教育经费，成为第一阶段改革的关键。高校沉重的财政压力是当时改革进程中危机最重的制度层面，于是政府出台了扩大自主权、多方筹集经费的改革措施。这种政策可以随时收回，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政府不会损失什么，是一种成本最小的制度供给，理应首先采取。随着第一阶段制度创新效用的逐渐显现，一些高校拥有了资源控制权和配置权，具备了制度创新能力，他们通过对国家所有的存量资本的运用获得了增量收益，但此时“条块侵害”的旧体制束缚了高校的发展，成为旧体制中危机最重的层面，导致了高校“重新签约”的努力。换言之，高校具有独立的利益目标和行为能力，便利用下放的有限控制权和决策权捕捉潜在的制度收益，自然产生了第二阶段的制度供给。同时，第二阶段的改革促使高校进一步扩大规模，高校管理者以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为趋利动机，制度变迁报酬递增效应决定了高校以持续发展的“规范化主体”为路径，接着催生了第三阶段的改革。这三阶段的改革具有连续的边际调整的特征。边际调整使高等教育的制度改革进退有据，并且使每一次变迁的深度都会达到而且也仅仅达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制度变迁报酬递增的特性又使得高校管理体制创新呈现出一浪接一浪的连绵之势。

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具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根源，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倾向。路径依赖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于有效推进高校改革、降低改革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诺斯指出，制度的报酬递增特征决定了制度渐进变迁的基本方向，而行动者有限的信息和价值观所建构的主观模型决定了行动者的具体选择，因此，行动者有可能持续作出相对无效率的选择，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就将长期存在下去。⑦比如以连续的边际调整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使得逐渐壮大起来的利益集团反过来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并造成高等教育生态环境的恶化；高校表现出的自利行为、内部人控制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公众的利益。只有分析不同制度变迁路径的成本收益，不断纠正路径的偏离，才能寻找到制度变迁净成本最低的改革方案，这也是政府、高校管理者和学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1992（6）：32.

②孙百才.教育制度变迁新路怎么走［J/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

49166/4629984.html，2006-07-26.

③靳希斌.教育产权与教育体制创新［J］.广东社会科学，2003（2）：78.

④“创新集团”的概念，详见程虹、窦梅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上的“制度

变迁阶段的周期理论”一文。作者在文中提出，制度变迁是一个由制度僵滞、制度创新和制度均衡三个阶段所组成的周期。制度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都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主导：在制度僵滞阶段是独占型利益集团主导，在制度创新阶段是创新型利益集团主导，在制度均衡阶段是分享型利益集团主导。

⑤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J/OL］.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35.html，2002-10-02.

⑥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J］.经济研究，1997（3）：47.

⑦曹正汉.将社会价值观整合到制度变迁理论之中的三种方法——凡勃伦、哈耶克、诺斯的理论之比较研究［J］.经济科学，200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