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 精品

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

尽管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良好的理论修养，但我也认为中国历史上还是有许多心灵丰富和细腻的智者。在中国古代那个宁静、舒缓的社会，一些眷注心灵的精神贵族，在一些重大的思想领域细心揣摩，千锤百炼，打磨出不少微言大义的隽言秀语，虽有局限，但确也有不少智慧的光芒。

无论是在永恒经典的“四书”之中，还是在荀子的《劝学》，老子的《道德经》中，更不用说我国最早的教育专著《学记》和唐时韩愈的《师说》之中，都有我们今天在教育领域中进行理论创造的源头活水。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集中体现在对于教育及其学习的意义的阐发上，也体现在对高品质的教育过程所具有的特质的把握上。

中国古代思想家都重视教育的作用。孔子认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孔子家语》）。这实质上强调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宋代理学家张载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层人性论。“天地之性”是本然之善性，“气质之性”则是后天形成的有美恶智愚之别的性。他又认为，“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理窟·义理》）“有气质恶者，学即能移。”（《理窟·气质》）。明代学者王廷相又重申“习与性成”的命题，强调“习”在人的个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孔子说：“学则不固。”（《阳货》）学习是使人去固解蔽的重要手段，它可使人消除偏见，不固执。王充说：“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又说“实者圣贤不能性（生）知，须任耳目以定以定情实。”（《实知》）

荀子说：“多闻曰博（广博），少闻曰浅（浅陋）；多见曰闲（渊深），少见曰陋（浅薄）。”（《修身》） “不记，则思不起。”“能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张载《理窟·义理》） “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如《学记》所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师。” “书多阅而好忘者，只是理未精耳，理精则须记了无去处也。”（张载《理窟·学大原上》）

泛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特征。学习的主要目的在于德性的养成，孔子强调，“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这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于人的理智好奇心的满足，理性精神的涵养，缺乏应有的重视，是其严重的局限和不足。 在对教育过程的揭示上，《中庸》认为“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温故而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为政》）温故何以能知新？缘由就在于学习者能够超越所给定的信息而生发出新的信息。

荀子把外界和与教育对人发生的客观影响作用称之为“渐”。他人为，“君子之所渐”，“犹玉之于琢磨也”（《大略》），必须慎加重视。他举例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并且，人在社会环境中生活，应该“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礼记·杂记》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用它来比喻学习只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有节律地进行，才能保证精力旺盛，身体健康，学有成效。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