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综述

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教育部在其2010年工作要点中指出，要落实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全面取消借读费；要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力求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本文就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相关方面展开综述，以陈述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和学界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同时指出研究所得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教育救助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compulsory-education-questions to the

Chinese city peasant laborer children

YelongLiu ZhongxingGuo

Abstract: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0, points out that we must implement the policy with full-time schools and input fields to guarantee that migrant children could accept compulsory education equally, and cancel JieDu fee.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system and encouraging Social Forces to initiate education to solve migrant children learn well. This just reviews the relevant aspects of SuiQian migrant children’s compulsory-education-questions, to state its causes and Academic’s suggestions, besides, point out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y. Key words:SuiQian migrant children; Compulsory education; Education aid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几乎同步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农村地区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显现并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在城市地区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城，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就这样，农村的供给便与城市的需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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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起来，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便开始向城市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转移，且转移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在民工潮里，逐步出现了一个新的迁移群体，即农民工的子女，且其规模不断扩大。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数量已接近1500万。[1]而据2005年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较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了295万。[2]同时，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765万人。[3]

但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实行的是属地原则，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存在，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便难以甚至不能在城市地区享受到应有的义务教育权利。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极有可能成为社会隐患，危害社会稳定，阻碍社会发展，因为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普及我国义务教育、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学术界对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极其重视，对存在的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则采取文献分析的研究方式,对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的相关文献做一综述。 二、研究内容 （一）问题描述

1、 就学率低，失学率高。

钱再见和耿晓婷[4]指出，我国流动儿童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儿童中，适龄儿童近10%处于失学辍学状态，近来相关调查也表明，约有100万民工子女不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王平华[5]指出，据200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通过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九个大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儿童失学率仍然较高，达到9.3%，近半数的适龄流动儿童不能及时入学。万紹群和伍莉[6]指出，根据2003年的中国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1]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单位主持的抽样调查显示，6周岁流动儿童未入学的比例高达92.1%。孟勇[7]也指出失学、辍学率比较高。

虽然就此问题，学界普遍都引用数据加以说明，但其所引数据的时效性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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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且多是二手数据，难以真实地反映此问题的发展情况及现状。 2、 教育不公现象严重，表现为难进流入地公立学校。

温利虹[8]认为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多重障碍依然存在，如借读费、赞助费的缴纳，政府、学校的歧视政策等。郭健美和刘同芗[9]也指出有些城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表示不会废除向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的制度。李秉中[10]指出， 2007年，在贵阳市就读小学、初中的民工子女超过12万人，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只有4.3万人，仅34.52%。孟勇[7]认为民工随迁子女“就近入学”依然困难重重。李文彬

[11]

指出，截至2007年，深圳市义务教育阶段的非户籍人口子女只有41.3%就读

于公立学校，广州市只有37.34%就读于公立学校，深圳市只有44.03%就读于公立学校。徐丽敏[12]指出，据2007 年“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有29.3%的受访民工表示费了一番周折，7.1%的人认为入学很难。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13]指出，其于2007年9月—10月开展的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典型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子女进入公办学校, 农民工家长有32.17 %的认为很难,40.10 %的认为比较难,仅有9.12 %的认为不难。王梅娟[14]指出，公办学校资源紧缺，吸纳能力微弱，且户籍地家长对公办学校吸纳持多种意见，据其对10所公办学校1000名本地户籍家长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民工随迁子女与户籍地学生同校同班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家长占25.8%，认为同校不同班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家长占71.8%，认为同校会降低学校教育环境和教育水平的家长占11%。

3、 民办民工子女学校存在诸多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13]指出，民办民工子女学校，尤其是未获准民办民工子女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日常管理、校园环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同时，学校教师来源复杂、学历偏低、流动频繁，数据显示，就学校教师拥有本科学历方面，获准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比例为42.10 % ,而未获准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仅为9.13 % ,均远远低于公办学校68.16 %的比例。李秉中[10]指出，贵阳市现存的118所民办学校绝大多数处于起点低、粗管理、小规模的办学层次，办学质量差，教师文化素质较低。温利虹[8]认为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着资金不足、硬件设施不完备、师资水平低且老师流动性大、学生流动性强且差异性大等系列问题。郭健美和刘同芗[9]指出民工子弟学校质量差，校舍、设施简陋，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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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安全隐患大，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更换频繁，教学质量很难保证，子弟学校往往频繁搬迁且多为“黑户口”，教学内容不连续，教务管理混乱。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1]调研发现民工子弟学校办学地点多偏僻、交通不便，校舍多为改建或搭建、光线不足、教室拥挤，缺乏必要教学设备。钱再见和耿晓婷[4]指出，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在2000年主持的对北京市114所流动人口自己举办的学校所做调查的结果显示：学校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条件简陋、教室拥挤（一间教室可以挤上70人），除了上课，其他花钱的活动（如春游、打疫苗）基本不搞，65%的教师没有教学经验，教师流动性大，校长除16人为大专学历，其余基本上为中专学历，还有文盲2人。 4、 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

黄敏红和肖诗来[15]认为义务教育存在着不连续性，缺乏城市文化与心理适应教育的问题。徐丽敏[12]认为在教育起点、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社会资本、文化和心理融入等方面存在着教育融入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13]从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出发，指出民工子女在家庭学习环境、家长的关注度和家庭教育等方面不如当地学生。湛卫清[16]认为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存在着道德性权利的隐性缺失，融合教育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有痕教育”。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1]调查发现，部分公立学校将就学的进城务工民工子女编入民工子弟班级，进行人为贴标签；民工随迁子女的频繁流动打乱了学校既有的教育教学及管理秩序，不同地区教育内容的衔接问题日益突出。 5、 保障机制缺位。

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1]指出，根据武汉市的一项调研资料显示:在大力提倡降低公办学校门槛、取消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借读费的武汉市,大多数农民工仍将借读费太高视为最大问题(比例为52.9 %)。钱再见和耿晓婷[4]指出，义务教育经费筹措保障机制乏力，民工子女反而要交纳借读费、赞助费等歧视性费用，且往往超出合理的限度，形成“乱收费”现象；同样，王平华[5]认为教育投入严重缺乏，有些地方政府不仅不愿意教育投资，反而推卸责任，将学校视为盈利工具，通过学校乱收费。范先佐和彭湃[17]从民工规模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角度出发，认为民工随迁子女数量的不断膨胀加大了流入地城市区级政府教育财政负担；与此观点类似的是，万紹群和伍莉[6]认为如果流入地政府按照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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