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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了找回心理平衡进而获得文化优越地位，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把自己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即以湘西世界的纯朴、静美来与都市文明抗衡)；二是将都市人的优势转化为劣势(即猛烈抨击都市的一切生存方式)[59]。基于这种心理动因而产生的以乡土为本位的文化观，就不可避免地隐含了一种反文明、反进化的倾向，而对乡村及都市两种文明的评价也因囿于道德立场而缺少一份历史理性，因此沈从文持有“以乡村改造都市”的主张，显然是不合历史逻辑的天真想法。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对湘西文化自身的弱点危机也并非没有丝毫认识，而这使他陷人了更深的文化困境：“当他感受到这种湘西的狭隘蛮俗时，他向往都市新的世界；当他生活于都市时，又发现都市文化残害自然的人性，于是反而向往湘西乡村；一旦沉浸于湘西文化之中，又意识到它致命的弱点。”这种“乡下蛮子”与文明教授的双重意识造成了沈从文作品中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冲突，无法摆脱的文化困惑最终制约了他的艺术创造力，并导致了他艺术生命的终结[60]。另外，有的研究者还从沈从文的极言“忘我”中探究到作家灵魂深处对于人生抱有的恐惧感：他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负累，仿佛身后有一片巨大的阴影在追逼着他。他的担忧与恐惧，不是“懦怯”、“怕死”，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将有价值的生命白白耗费于人为的风雨之中，这实际上又是不能“忘我”。对这种恐惧感不应单纯理解为对于政治境遇的反映，从更深一层看，它还是对民族以至人类目前生存状态的恐惧，对人不能“心与心相沟通”的恐惧。这也是理解沈从文道德理想的重要门径。
[61]
(二)、立足于作品分析，致力于文体探秘，并向作家作品纵横比较等层面拓展
——日臻全面而深入的作品研究使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得到公正的评价，从而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作品分类及单篇研究
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通常是按照乡土与都市两大题材序列进行。正如同沈从文在作品中是将这两部分互为参照和说明一样，研究者也从未孤立地看待它们：他们或从乡村题材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心变异的内容入手，或从都市题材中暴露道德沦丧、生命力萎缩的意蕴出发，探索了作家的创作意旨、表现方式、内容构成等多方面内容，最后统一到作家信仰的人性、生命理想上来，统一到作家用民族“过去伟大处”来重塑民族形象、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上来，同时也分析了作家的文化品格及其局限。此外，也有部分评论者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研讨：如韩立群的“军旅小说研究”及谭贻楚的“情爱文学研究”，均属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探讨。总的来说，对于沈从文作品的分类及相应研究基本上沿袭了80年代的思路与方
法，除在其都市小说局限问题上有一定进展外，新的内容不多。
与此同时，单篇作品的研究则有一定深化。研究者积极展开论争，充分揭示了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同
时也进一步触及到文学作为人学、作为社会生活之能动反映的实质。
关于沈氏代表作《边城》的探讨自然是重中之重。具体内容可参看吴蕴东《新时期以来<边城>研究述评》[62]，在这里另外补充两种说法：一是从《边城》创作与“水”这一表达孤独、隔离的原始意象的密切联系出发，认为表现人类孤独的痛苦是《边城》的内在意蕴[63]；一是把《边城》看作沈从文对优美恬静而又终不免悒郁破碎的农业文明意象的编织[64]。另外，还有研究者引人注目地提出：“《边城》远不是作家所认可的生命理想国，《三三》才完美地体现出作家的生命理想。”[55]但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而对于沈从文的其他小说，研究者也颇多争论。例如：《丈夫》是表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还是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夫权压迫和父权制文化意识?《阿金》是要借两个男人的心理战来验证人类的某种本性，还是对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舵桨的湘西人的深重忧虑?《萧萧》的结局是“写出了萧萧及她周围的人过着世代相因的愚昧而麻木的人生”[65]，还是仅仅“通过萧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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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戏剧性变化来为湘西人的‘随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据”[66]。这些争论都在
一定程度上为形成新的学术争鸣气氛起到了积极作用。
2、文体研究
沈从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以其多变的文字和体式而被称为“文体作家”。90年代以还的研究者又将“文体”看作“有意味的形式”，各有侧重地揭示了沈从文小说文体与他所表现的艺术世界的内在同构关系。 有的评论者认为，沈从文将独特的悲剧生命体验加以审美形式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沈从文文体”，其表现手法及范围是：1、以一种“突转”式的叙事结构来表达人无法自由掌握自身命运的悲剧感受；2、以“二元对立结构”的文体模式揭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这种理想人性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受到的腐蚀；3、以外在表现与人物的真实意识之间的对立来揭示和暴露都市上层、知识阶层的虚伪腐朽，以对生活细节、人物言行的复制来表现都市下层平民的麻木涣散[67]。但这种分类似有标准不一、缺乏提炼和游离于文体考察之外的弊病，因此更多的研究者还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有人认为沈从文在文体上的成功得益于他在叙事形态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为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内外视角的转换演进故事情节)和多样化的叙事结构(包括“分散一整合”的意蕴场结构，散文化、诗歌化的叙事结构，以及人格象征化结构)[68]；有人则将沈从文坚持在“写故事”的名目下进行小说创作视为他文体上的独创性，认为作品中由叙述人与听众相互穿插、对话组成的“故事场”是湘西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研究者从文体角度找到了沈从文笔下这一世界走向崩溃的原因：即湘西世界“因讲故事而确立，也因故事的消散而解构”，两次回乡摧毁了沈从文的湘西梦，近二十年的都市生活更让他脱胎换骨，立足于现实中的沈从文因此不再有创作的冲动。同时，“沈从文看好讲故事、强调小说叙事性、坚持客观原则、解构启蒙话
语，这作为反思‘五四’的具体成果，为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现代化开辟了道路。”[69]
3、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以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曾经活跃于中国文坛，并享誉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起的作家。因此，90年代学术界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其他中外文学作品对照起来进行研究，
这为理解沈从文提供了新的视野，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关于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研究者们着墨最多的是他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创作的相近之处。二者的艺术世界虽然存在着中西文化进程的落差，但都执著于“乡下人”的立场，坚持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索，通过对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来寻找现代人在文化困境中的出路，“追求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类共同需求的文化。”[70]。然而对于二者在美学境界、悲剧意识等深层次的差异，似还缺乏令人信服
的论述。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废名、艾芜的创作与沈氏创作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废名与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均居于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中存在着突出氛围、重视文体以及题材缺乏时代感等共同之处，但又表现出重“趣”与重“情”、重经验与重描写等不同之处[71]。而沈从文与艾芜在创作前都有一段与下层民众相结合的生活，描写的又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下等人和大时代冲击圈以外的异样世界，这构成了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异性[58]（P143-156）。此外，一些研究者在以20世纪文学发展的整体性眼光对沈从文进行考察时，发现了部分当代作家与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联系：有人从文体角度对比沈从文与汪曾棋，认为后者虽师承前者，但他们在语言、叙事视角、结构、哲学意蕴等方面都有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可用“优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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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明朗洒脱”做一个概括[72]；有人认为沈从文与当代文坛上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表现出文化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上的相近，他们都尽情展现地域风情，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试图择取农业文化中积极因素以抗衡封建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造成的弊端，因此在审美追求上都能与农业文化相适应[73]；还有研究者在借助乡土文明来批判城市文明这一点上将沈从文与张承志联系在一起，认为他们都将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并以人性、道德状况作为揭示城乡文化巨大差异的切人点，但沈、张二人又毕竟存在着
文化起点、时代背景等造成的深刻差异。[74]
4、文学史地位评价
评论者们普遍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金介甫更把他归入世界级大作家之列，认为他超过都德和弗朗斯，堪与契诃夫媲美[75]。同时，沈从文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范例，“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他)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76]；“在沈从文独具异彩的文学创作背后，是他始终坚持的富有个性特征的审美理想??在寻找和建立理想的生命形式这一根本观念烛照下，沈从文钟情不已的其实是一项重造民族品德、重新弥合人与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事业。??(他)不仅没有忘怀过去，而且独辟一片‘湘西世界’，执拗地探求心中美好的人性，讴歌质朴雄强的人生，的确不失为一个兼具艺术才情、文化热肠与独立人格的优秀作家。”[7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超越并发展了“五四”以来的乡土小说，被认为“是鲁迅所预期的那种真正的平民作家”[58]（P151）。但是沈从文的创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还不能清楚地认识所谓都市‘文明病’是人类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还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在肯定淳朴的人性美的同时，沈从文也不知不觉地肯定了传统的奴性和愚昧。凡此种种都说明沈从文的思想还没有超越民主主义思
想范畴。”[78]前面谈到过的关于“思想困境”研究也对此做了细致深人的挖掘与分析。
以上主要是就沈从文小说作品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这是沈从文研究的主体部分。除此之外，对沈从文为数相对较少的散文、文学批评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王继志和韩立群在各自的《沈从文论》中对其散文创作进行了系统研究[79]。云冬《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80]一文，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部分发展概貌。同时，温儒敏、许道明两位先生在他们各自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81]中，又都将沈从文作为一位富有特色的批评家进行专门论述，把沈从文的批评实践归入“作家批评”、“风格批评”一类，艾光辉《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82]一文则沿着这一思路从批评原则、批评方法及批评特色等具体方面进行了极为深入翔实的分析，从而
表现出人们对作为批评家的沈从文的重视与肯定。
以上是对九十年代以还的沈从文研究情况的简单概述。总的来说，近年来沈从文研究正从偏狭走向开阔，特别是对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透视，更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水平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有些问题也值得引起注意，例如，前面讲到的，忽视对沈从文个人生活经验和文学创作的基础研究和全面把握，致使沈从文文化——心理结构等研究成果缺乏有力支撑；研究方法的骤然增多有时会使部分研究者在眼花缭乱、急于借鉴的情况下，忽视乃至放松对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追求；研究成果的扩展有时会使后来者在感到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片面追新趋奇力求观点惊人而缺乏“小心求证”的严谨态度。另外，研究中还有些问题只是初步提出，尚须进一步探讨，如沈从文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等；还有一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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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层面仍有待开掘，如沈从文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沈从文“生命学说”的心理学框架，以及母系血亲对沈
从文人格文风的重要影响等等。
在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沈从文研究必将取得更大成就，迎来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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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辑。
[23]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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