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华为：前华为人自述九年工作经历

大的问题在软件上了。由于局方急于放号，因为已经收了用户的钱了，在交换机刚能打通电话，还没有详细测试的时候，就割接上线了。但交换机还有很多问题，我们只好白天睡觉，晚上看没什么人打电话的时候就开始调试，解决遗留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时隙被占用而没有释放。在程控交换机里，一个话路占用一个时隙。当用户拨打电话的时候申请一个时隙，挂机时释放时隙。由于程序处理的错误，有时会忘记释放时隙。这个问题在模拟调试的时候没有出现，但在真实的环境中出现了，并且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很难跟踪和解决。在跟踪了一个多星期后，我们放弃了。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果累计下去，所有时隙会被用完，整个交换机就等于瘫痪了，于是我们采用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在软件中设置了每天夜里2：00软件重启动，我们称为“半夜鸡叫”。如果有用户这时候正在打电话，那对不起了，突然断线。在C&C08交换机中，“半夜鸡叫”维持了有大半年的时间，经过了多次版本升级后才得予解决。

我们是94年8月到邳州的，原来想能回深圳过国庆节。没想到，到十月中旬才开局结束。在最后验收的时候，任总，郑宝用都来了。晚上在我们的住处，任总来跟我们聊天，任总激昂地说，“我们以后要把上海贝尔远远地甩在后面，要追上AT&T!”.当时我们哄然大笑，心想： “老板真能吹”。要知道，当时我们要把头抬得高高的才能仰视到上海贝尔，而AT&T，当时的电信老大，我们把头抬得再高，也看不到它在哪里。但现在华为的发展已经证明任正非当年不是吹牛，有志者事竟成!

中央研究部

万门机开局成功后，华为开始为大规模生产和销售数字交换机做准备了。C&C08交换机的开发人员开始分流，他们分别分到市场部，生产部，采购部等部门，并成为这些部门的骨干力量。留下来的人员和不断招进来的新人一起，成立了中央研究部。

当时开发人员也不超过100人，却取了一个很大的名字，中央研究部。相信那时候任总心中已经有了未来研发的蓝图，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设立研究所，于是，深圳总部就成了中央。

中央研究部的第一任总裁是郑宝用。下设交换机业务部，智能业务部，新业务部和基础部。最大的是交换机业务部，李一男任总经理，张云飞任总工程师。张云飞是2千门交换机软件开发的主将，绰号“猛张飞”。是一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家伙。由于经常熬夜干活，他都习惯了白天睡觉，晚上清醒。以至于后来公司规范后，大家白天上班时，他在睡觉。晚上他一个人又不知道干什么好。后来，他去了美国，估计正合适他的作息时间。

交换机业务部的总经理后来就由万门机和2千门机的人员轮流坐庄。李一男升任中研部总裁后，张云飞任总经理，洪天峰任总工程师。后来是洪天峰任总经理，张顺茂任总工程师。洪天峰当了中研部总裁后，张顺茂成为总经理。

智能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直军(他后来一直是华为的常务副总裁)。当时智能业务部主要做排队机。新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刘启武。刘启武是2千门交换机的硬件开发骨干，他年纪不大，但在开发部的资历很老，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刘佬佬”。新业务部主要研究ISDN,ATM,电视会议系统。后来又增加了数据通信和传输。基础业务部的总经理是徐文伟。基础业务部主要是研究芯片设计的。徐文伟是研发部资格最老的领导了。从模拟交换机JK1000开发的时候就是项目经理。后来又担任过无线业务部总经理，预研部的总裁。但他没有参与C&C08

的开发，所以在中研部一直是千年老二。有一段时间相当不得志。不过他的性格很好，无论什么情况都处之泰然。现在已经是华为首席销售官。

中央研究部的建立标志着华为的研发体系开始形成。虽然华为这时的主要产品只有C&C08，并且还很不稳定，功能也不齐全。但任正飞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交换机上。从中研部的组织结构上可以看得出，在做好交换机的同时，他已经在考虑在其他产品上进行扩展。事实上，任正飞从来就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从来不会坐下来享受已经取得的成果。这正是华为不断扩张的原因。

现在，华为的研发人员已经有了几万人，在全世界各地有了许多的研究所。深圳的中央研究部现在名符其实。

华为的“中南海”

在93年，华为还没有人能自己买房子的。大部分员工都是租住着周围农民的房子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华为在南头南山医院的对面自己盖了一栋宿舍楼。在那里住着华为早期创业的骨干和特招的人才，大部分都是公司的高层领导。最顶层只有两套房子，分别住着任正飞和郑宝用。大家都把那栋楼称为华为的“中南海”。

有一次由于项目有了一些突破，时任数字机项目经理的曹贻安请我们到他家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南海”。那是三房两厅的房子，非常宽敞，家中各种家具电器应有尽有。我是第一次看到条件这么好的住房，心里非常羡慕，心想：“什么时候我们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呀”。

居住条件是好，不过和老板住在一个楼里，也有不方便的地方。郑总在抓开发之余，最大的爱好是打“升级”。他对标准的“升级”打法做了修改，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我们称为“华为标准”。在开发部打“升级”用的都是郑总订的“华为标准”。后来我和郑总一块在华为美国公司呆了几个月，一有空就打“升级”。不过老板是最讨厌别人在业余时间打牌的了。所以，有时候老板晚上有事找郑总，敲开郑总家的门，发现一帮开发部的人正在那里打牌时，免不了要剋郑总一把。

毛升江有一次上班时间偷懒，中途溜回宿舍。没想到在楼梯口碰到老板。当时吓得一身冷汗，忙谎称肚子痛。后来跟我们说起这事，他还心有余悸。

正因为有诸多不便，几年后，经济条件稍好时，很多住在“中南海”的人都自己在外面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

华为第一次集体购房是在94年底。由公司出资在深圳大学里面买了一栋集资房，然后卖给员工。每个员工可以报名购买，公司按职位工龄打分，按分数高低来挑房。我记得当时报名的人中，分数最高的是费敏，我是第二位。那时候我们的钱都买了公司的股票，根本就没钱买房。当时说好是借公司的钱，以后再从年终奖和分红中扣除。我没想到这么快就住上了三房两厅的房子。

本来这是公司给员工的一个福利，不过最后没有好的结果。原来说好是要有房产证的，但住了半年后，发现开发商根本拿不到房产证。住户们组织起来跟公司交涉，要求退房。最

后都退了，那栋房子就用来做华为的招待所。后来我们北京研究所的开发人员到公司来工作一段时间都是住在这栋楼里。现在那个地方和科技园连在了一起，应该升值了很多。这件事让老板很不开心，他说以后公司再也不要统一为员工购房了。以后华为的员工都是自己去购房。

公司虽然不给员工统一购房，但有那么多人需要住房，还是由公司的法律顾问组织了一次集体购房行动。由个人自愿报名，公司统一去侃价，在蛇口景园大厦以七折的价格买了60多套房子。我后来再没看过有卖七折价格的房子。我也从深圳大学的房子搬到了景园大厦，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孙亚芳，费敏，郑树生，徐直军等人也住在那里。

C&C08鉴定会华为往事

1994年10月25日，中国国际通信技术设备展在北京举办。华为带着刚刚开局成功的C&C08交换机首次参展。在众多参展的国外厂商面前，华为的展台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华为在展台的两侧挂上两面大大的五星红旗，大打民族牌，以此来吸引眼球。华为就这样向电信界宣告：“我来了”。

这次电信展前，正好是任总的50岁生日。任总借此机会在北京宴请一些电信局的领导。一位电信局的领导恭维任总说：“任总，你看上去很年轻呀，一点都不像60岁的样子”。

电信展之后，我们一群参加展会的人员，穿着参加展会的统一制服，在西乡厂房的楼顶拍摄电视广告。这是华为唯一的一次电视广告。我们一群人排成几排，双拳一握，齐声说：“华为恭祝全体电信员工春节快乐!”。我们在寒风中站了3个多小时，说了无数遍恭祝以后，才拍好广告。广告在95年春节的时候在中央台新闻联播节目之后播出。我动员了全家人来观看，但只看到黑呼呼一片人，没看到我在哪里。

接下来的工作是开鉴定会。在中国，新的电信产品必须开2，3个试验局，然后由几个专家来开鉴定会，给出该产品达到xx先进水平的结论，才能申请到电信网的入网证。公司对鉴定会非常重视，专门腾出一个大房间来放测试用机，还从全国各地借来了十几台模拟呼叫器。任总骄傲地宣称：“我们把全国所有的呼叫器都借来了”。

当时我任交换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万门机组的开发人员在洪天峰的带领下忙着做新的软件版本，就我一个人来准备鉴定会的测试工作。鉴定会的组长是北京邮电大学的程时端教授。在功能测试的时候，还能勉强混得过去。测到有问题的时候，接待人员就赶快把测试人员带去玩或者吃饭，我就赶快修改软件。晚上更是通宵达旦地修改白天测试时发现的问题。但测性能的时候，很多指标都过不去，像接通率，时延等指标都严重达不到国标的要求。这些指标都受限于硬件的处理能力，一时也改不好。我向李一男做了汇报，李一男说，你不会做一些手脚吗。于是，我在测试时，将主叫方和被叫方全部安排在一个模块中，还将一些连接设成永久连接。另外将终端上显示的CPU占有率减掉50%，从原来的90%CPU占有率减为40%。专家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结论圆满地通过了鉴定。

在测试的一周时间里，我都没回去睡过觉，困了就在测试房间的沙发上睡一会。在鉴定会结束后，我没去参加庆祝晚宴，直接回家睡了两天两夜。

“丧权辱国”的协议

我担任交换机业务部副总工后，相对要清闲了一些。没有了具体的目标，工作比较机动，哪里需要了就到那里去顶一下。李一男设计了华为第一本产品宣传PPT。有客人到公司的时候，一般都是李一男去讲解。李一男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我去讲。那份PPT牛皮吹得很大，把C&C08的功能和性能都吹到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郑宝用画的一张交换机的结构图，表示C&C08可以扩容到128个模块。我根本就看不懂是怎么实现的。实际上，当时只能实现16个模块。不过后来，C&C08把这些功能都实现了，也确实可以扩展到128个模块。

我第一次出去做市场宣讲是和江西生一块去杭州。江西生来华为很早，曾经担任过市场部的总经理。不过他后来的官是越当越小。当时，华为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C&C08，但阻力很大。大唐电信公司的程控交换机也刚刚推出市场，而大唐公司是邮电部的下属公司。我们去杭州的时候，正好是邮电部一位主管科研的副部长在杭州召集各地电信局局长开会要求他们采购大唐的交换机。我和江西生呆在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办事处的人到外面把从下面地县电信局来开会的领导拉到宾馆房间，然后我就向他们介绍C&C08.就这样一批几个人，一天要接待好几批的客人。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95年9月份，我接了一个任务，去内蒙古察右前旗开局。察右前旗是C&C08开的第一个C3局。中国的电信网的结构分为5级，C1为最高级，C5是最低级，以前华为的交换级都是用在C4,C5级。我带着刚到华为工作的一个研究生钟英键来到了察右前旗，同时来的还有中试部的余景文。

察右前旗电信局当时使用的是从日本免费搞来的纵横制交换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捡了一个便宜，没想到后来使用的时候经常要维修，而维修的零件费用很高。局方这时才有了上当的感觉。华为北京办事处主任夏宁去了几次察右前旗，每次都和局方喝酒喝到去医院洗肠，最后签下了这个合同。但是后来局方再购买一些附件时，夏宁报了比较高的价格，让局方觉得华为怎么和日本人一样。这就给我们的开局验收带来了麻烦。

由于是第一次开C3局，很多信令的功能都要修改。所以我们是边改边开局，还经常要公司万门机组的开发人员远程进行支持。过了国庆节才割接验收。在验收的时候，由于有了前面的不愉快，局方检查的很严。最后列出了几页纸的问题清单，其中不仅有一些功能没实现的问题，还有一些涉及整个交换机结构上的不足之处。好像局方对交换机的内部结构也非常了解，这在以前开局的时候是从来没有的。当时局方要求我在这份报告上签字确认，并限期改正。当时我在察右前旗呆得很累了，想急着回家，同时也没有经验，看到那份报告写得确实和实际相符，我就签了字。

本想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晚上接到李一男的电话，他说我闯大祸了!老板看了那份我签名的问题报告后，大发雷霆，说刘平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协议。如果竞争对手拿到这份报告的话，将是攻击华为的有利武器。我一下子慌了!连夜写了一份深刻检查，并表明自己这段时间多么辛苦，连国庆中秋节都没回家等等。

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电信局去一个一个地找验收组的人，哀求他们把我签过字的报告还给我。我说不然我会被公司开除的。可能是看我很可怜，他们都把那份报告还给了我，我最后把我签过字的5份报告都收了回来。

接着，公司派来了华北片区的总监庆龙来处理善后工作。庆龙在和局方人员喝得几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