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 要：张爱玲的小说以悲剧性著称，本文以悲剧意识为切入口，探讨了作家悲剧意识产生的根源，从对人性的探索、对爱情和婚姻的探索、对人生的感悟等三方面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以及为表现悲剧意识所采用的表现手法。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意象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一位传奇式的作家。抗战时的“孤岛”——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张爱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贵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扮演了一幕“传奇”。张爱玲的传奇是悲剧性的。代表着的张爱玲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但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不是悲壮而是苍凉。苍凉作为一种情绪主题笼罩着张爱玲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张爱玲笔下的人生，始终衬着一种凄怆悲凉底色——尘世的喧嚣烦人、生命的琐屑卑微、存在的惨伤沉落、命运的不可理喻，凝聚生成层层叠叠的挫败感、失落感、荒诞感、苍凉感，无所不在地笼罩着她的每一个故事和每一个人物，这是张爱玲作为一个敏感自省的现代人，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生存寂寞和生存痛苦以及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也是她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她不动声色地讲述着现代人一个又一个在黑暗中坠落毁灭的凄凉故事，还这个无聊而又无奈的世界以无奈而又无聊的本来面目，渲染着不安与恐惧、凄惶与惨伤的气氛，悲从中来。其小说由此标示出一种以苍凉悲怆为特征的悲剧美。

一、悲剧意识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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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时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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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及战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的

失落感三者相结合,形成了作者深深的悲剧意识。这也形成了作者复杂的心灵,也决定了作者对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也形成了作者独特的悲情的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那不是淡淡的哀愁,也不是美丽的忧伤,而是令人彻骨的冰凉的悲观。

张爱玲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她成长的年代,便正是最后一代贵族彻底衰败的年代,她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在她的身上,确切地流淌着贵族的血液。1920年张爱玲在上海降生时,中华民国建立已近十年, 兴盛一时的家道渐趋衰落,完全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革命埋葬了一个旧时代,也渐渐地埋葬了依附于旧时代的那种华贵。张爱玲生不逢时,在她正处童年时,父母因不和协议离婚,母亲独自去了法国。张爱玲跟随父亲生活在一个滞旧的家庭环境中,使她苦闷异常,失去了童年时代应有的快乐。特别是父亲的淫逸和后母的无情,在她早熟的心间留下了阴影。1938年,张爱玲终于离家出走,断绝了与父亲的联系。家世变迁,人情冷暖,给张爱玲的刺激很深,在她的心灵深处藏下了悲哀的因子。

张爱玲是从富贵人家坠入困顿的,两种迥然相异的生活环境的落差使她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但这种震撼造成的影响远不及亲情的丧失所带来的伤痛。贫穷并不可怕(何况张家并不贫穷),衰败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之常情的缺失。

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后来他们分道扬镳的根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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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张爱玲也许没有从父母的恩恩怨怨、分分和和的纠葛中感觉到剧烈的痛苦,但她的性格, 处世的观念和态度等等却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形成了。

父亲再婚,娶的是原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继母孙用蕃出嫁前听说张爱玲的个头跟她差不多,于是带了两箱旧衣服给她穿。穿着破旧,在贵族化的圣玛利亚女校里她自然觉得难堪了。张爱玲用“憎恶”与“羞耻”来形容那一时期的感受。

这期间发生在她弟弟身上的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张爱玲脆弱的感情。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儿小事父亲就打了弟弟一巴掌,她心疼得以碗遮面,眼泪直流。继母见状不解地说道:“你哭什么? 又不是说你! 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2]张爱玲吃不下饭,夺门而逃,在浴室里对镜而泣。然而, 正在她伤心的时候——“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 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哭, 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3]

这样的家庭,没有阳光,缺少温暖,生活真是太压抑了, 这些反向的刺激, 使张爱玲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梦想。

中学快毕业时和继母及父亲的一场众所周知的冲突后, 父亲将张爱玲软禁了起来, 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的时间, 其间张爱玲差点病死, 后来她逃了出去, 再没有回到那个家, 和父亲断绝了关系。这件事对张爱玲的伤害很大。家道中落, 身世曲折使张爱玲摆脱不了兴亡沧桑之感, 反映在她的小说中便是寒冷、残缺、伤感的苍凉。张爱玲在她的《〈传奇〉再版序》中也承认: “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 那是因为思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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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于青在《张爱玲传略》中也有精辟见解: “无论如何, 曾经显赫的家族不代表它后裔们的价值, 但它沉重的身影是不能不影响到被它的影子遮荫过的后人的。”川端康成也说过一段与此极为相似的话: “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 才能绽开一朵花??作家的产生是继承世家相传的艺术修养的。”[4]这段话揭示出了作家身世与写作笔调紧密相联的基本规律。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伤害很大。一般来说, 童年、少年的生活经历对作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这是评论家和心理学家的共识。而“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这句中国古话, 也极为深刻地到出了人格形成的重要规律———童年的经历带有决定性的意义。儿童时期心理尚未成熟, 面对外来的挫折往往缺乏足够的抗拒能力。最后, 种种挫折便构成心理压力而积淀下来。在童年时代最能构成挫折并留下心理创伤的莫过于父母的忽视、冷漠及家庭生活的动荡不安。 二、悲剧意识的表现 （一）对人性的探索

悲剧意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首先表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这种探索是对人的弱点和人的劣根性的挖掘。人与人的真正关系是什么? 张爱玲选的是人性的扭曲、畸形和变态。对于“人性恶”的一面——自私、虚伪、冷漠、卑劣,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人性恶”最为彻底的表现莫过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七巧从小户人家嫁入望族,对黄金的强烈嗜好和疯狂的占有欲使她泯灭了人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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