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期末复习通宵整理版

【范围一】1、赵翼《廿二史札记》【最重要】

《廿二史札记》为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名著（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为作者读史之笔记。采用以史证史的方法，对历代正史（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作整体考察，对史著和历史现象、史实、事件、人物进行客观评价。其书注重经世致用，旨在探究“治乱兴衰”。内容充实，条理清晰，题目大多标新立异，有考有论，非一般读书笔记所能比拟。 《廿二史札记》又名《二十二史札记》，清代赵翼（1727年─1814年）著，三十六卷，补遗一卷，总计条目约六百余条，内容以研究历代正史为主，其中涉及《旧唐书》及《旧五代史》，虽书言二十二史，但实涉及二十四部正史。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赵翼辞官致仕，闲居无事，读书写书自娱，用笔记形式把资料记录，日积月累而成《二十二史札记》，编目按二十四史之先后分卷，每卷以类相从，并各立标题，共为609题，题目大多标新立异，一针见血，如〈东汉诸帝多不永年〉、〈武后纳谏知人〉、〈明初文人多不仕〉的专题，又谓“《三国志》多回护”、“《宋史》事最详”，于乾隆六十年出版。梁启超以为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 评价：

李慈铭评价此书“周密详慎，卓然可传”。

《廿二史札记》共36卷，补遗1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因《唐书》、《五代史》均为新旧两部，故书名虽称“二十二史”，实际涉及到的为二十四部，即今天常说的“二十四史”。赵翼考证的主要方法，如同他自己所说：“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廿二史札记小引》）。在书中，赵翼分析了各朝正史编纂得失，评判诸史之优劣；考辨订正各史史实的谬误，阐明诸事之真相，反映了他的考史造诣。他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赵翼特别重视历史撰述中所记史事的真伪，提出撰史要谨慎从事，“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他认为不可将历代修史时弃而不取的史料，作为信徵之用。不为猎奇而放弃严谨，是他治史的严肃之处。赵翼对“二十四史”的品评，“皆综其要义，铨其异闻，使首尾井然，一览可悉”，历来被推举为读史的入门之书。

需要强调的是，长于考据并不足以概括《廿二史札记》的风格与价值，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可以说是《廿二史札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对于史事的评论，更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

《廿二史札记》中，有不少篇目是考察历代社会演变、古今风云变化、时势发展趋势，有不少议论关乎“天下之情变，古今之得失”。诸如《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魏晋禅代不同》、《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唐代宦官之祸》、《宋初严惩赃吏》、《金考察官吏》、《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明乡官虐民之害》等即是。由于赵翼有过从政经历，特别是曾在地方为官，使他对社会风气、对民众生活有着更深入的了解，对政治得失与社会兴亡有更多的认识。因此，他的许多见地深刻而精辟，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些都体现在赵翼的史论之中。他在《廿二史札记》中，以“气运”、“天人关系”、“治乱兴衰”、“民心所愿”等为线索，总结历史经验，探究历史发展的常理与恒情。

值得注意的是，赵翼除了关注历代政治制度的优劣得失，还将目光投向国计民生，涉及不少前人不常注意的问题，可谓独辟蹊径。如他在书中多次谈到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米价问题——《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明代的米价贵贱》，通过米价的变化，透视朝政兴衰、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其意义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考史范畴。《长安地气》条，以地气的变化为线索，探

究历代朝政的盛衰。当然，仅用地气之变来阐释皇朝盛衰的原因是不够的，但他提出地理环境对社会盛衰的影响的观点，并形成较为完备的认识，这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是非常突出的。 赵翼考史，有纵向的考察，也有横向的比较。如在《汉末诸臣劾治宦官》条中，他不仅涉及东汉的宦官问题，而且将唐、明各朝士大夫与宦官势力之间的较量进行对比分析，从宦官势力膨胀的过程中，寻找中国政治的特点。长于归纳、比较，以发展眼光审视历史、认识历史是赵翼治史超出其他一些史家的关键所在。同时，赵翼的考释极少晦涩之词，大多言简意赅，易读易懂。篇目的标题常有画龙点睛之效，经过综合归纳，有些条目很是引人入胜，令人不忍释卷。因此，有学者评论赵翼的治史是“乾嘉时代甚至中国整个史学发展史上所罕见的史学”。赵翼同时代的学者、著名经学大家和考史学家钱大昕对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老师前后提了三遍三大考试学家，于是猜测可能会出

乾嘉三大考据史学家具体指哪三个人？他们各自有何代表作？有何特点？试加论述。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主要内容：文字校勘：这是全书的重点。典制考证：考证以地理、官制居多。对史书及其作者进行评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主要内容：①考校年代、地名之异同。②厘正史书所载史实之失误。③考辨后人妄改与伪托。④补阙及训释。⑤阐发史家作史之旨意。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名廿二史，实考论24史。主要内容：评论各史体例之得失、指出各史材料的来源。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本书的重点。他评论的重点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评论往往能针对某一时期主要政治问题而发。对初学历史的人，尤有启迪的作用。章学诚有哪些主要的史学观点和主张？试加论述。 提出“六经皆史”说，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批评了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赞同编写通史，贬抑断代史。主张史家必须有“史德”。在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的基础上，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够，应增补“史德”，即所谓“著述者之心术”。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相当于论著；“记注”相当于史料。在史学实践上，致力于地方志的倡导和纂修，主修过《永清县志》、《和州志》等。 【范围二】清代三大考史学家历史考证成就【最重要】

王鸣盛极为重视史籍校勘，对校勘的重要意义及必须具备的条件做出了科学的论断；并充分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校勘史籍；同时还注意结合探讨史籍致误原由，并进而归纳总结出“误例”，校勘方法全面，成果丰硕.对促进清代考据学日臻完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人整理研究古代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范围一】2、梁启超新史学的论点【最重要】 试述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及其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

1891-1894年，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时期，是其史学思想最早的酝酿时期。1898-1916年，梁启超在变法维新运动时期的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批判封建史学，在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新史学的理论观点，基本上形成了资产阶级的史学体系。1917年底——20年代初，梁启超的史学才趋于成熟。《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较集中的反映了他的后期史学思想。前期以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代表，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及科学的史学;后期以欧战后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放弃了进化史观，转而重视历史文化的特殊性。

史学思想：1、第一，具有“科学史学”观。其一，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之史学。其二，科学的治史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先定专题，然后搜集材料，纵横联系，分析重点，探索心理和物质条件及其局限，观察必然和偶然。对史料主张“求备求确”，认为这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其三，“科学”的治史精神，坚持以弘扬民

族文化和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2、指出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对立性。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叙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既国民全部之经历极其相互之关系。”梁启超又从西方国史的观点，批评旧史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虽然强调群体，但并不贬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很重视，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不亚于19世纪名家卡莱尔所谓史与人不可分，而史之基乃大人物的历史。3、提出撰写现代专史的蓝图。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特别标出五种专史的写作，其中所谓“人的专史”就是历史传记。梁氏所分的其它四种专史为“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 【2】贡献：（1）其一，是引入西方有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到中国。其二，是以西方史学为基准，促使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化.（2） 第一，对孔子和儒家思想重新作了评价，初步打破了儒家独占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局面。第二，注意对时代思潮的研究。第三，注意对中西哲学和文明差异的比较、研究。（3）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新史学在中国的建立扫清了道路，客观上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某些条件。（4）梁启超融合乾嘉考据方法、东洋微观研究方法和西洋客观研究方法的长处，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种学不分古今，亦无分中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史料辨析与理论阐释融为一体的贯通法。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 阐述“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与新史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界限；阐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划请旧史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的做法，与“新史学”要求写出人类“藉群力之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摩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嬗，而智慧日进焉”的界限；“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提出史家应善于通过比较研究和纵贯联系考察，从人类总的活动背景去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

历史进化史观：梁启超运用历史进化论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上世史：自黄帝至秦朝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史：自秦统一至清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其所处时代，“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

将中国三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七个时期：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西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晚清）。 提出地理环境论，英雄史观。 【范围一】3、《国朝献征录》【次重要】（很少有人出这题的） （百度百科版）《国朝献征录》，明朝焦竑著，共一百二十卷。

《国朝献征录》纪事上始于洪武，下至嘉靖，凡十二朝，收录各种神道碑、墓志铭、行状、方志等，并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等官职分类，于民间则以孝子、义人分类。《国朝献征录》受到万斯同的高度评价：“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1]。

乾隆年间，于敏中、钱汝为等主编《明史考证》，多依据《献征录》参校《明史》。光绪年间，户部侍郎王颂蔚入值军机处，得见《明史考证》残本，并将其整理成《明史考证攟逸》四十二卷，1916年收入《嘉业堂丛书》。 （维基百科版）明代人物传记资料选编。一百二十卷。明焦竑(1540～1620)撰。焦竑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为诸生时即有盛名。万历十七年(1589)殿试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善为古文，博览群书，熟习朝章典制，著述甚多，为明代著名的史学家。

二十二年参与编修国史，分撰修成记明代典籍的《经籍志》。著作还有《易荃》、《帛贡解》、《老子翼》、《庄子翼》、《逊国忠臣录》、《玉堂丛语》、《澹园集》、《焦氏笔乘》、《焦氏类林》、《中原文献》、《俗书刊误》等。《国朝献征录》约于万历中叶编成，搜集从洪武至嘉靖的十二朝的训录、方志、野史、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别传等原始史料，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以下各官分类标目，无官者以孝子、义人、儒林、艺苑等目分别记载的体例编辑，从大臣到地方官吏，几乎莫不有传。大多数人物传记，都注明引述之书。该书搜罗甚广，内容远比徐纮编的《名臣琬琰录》丰富。万斯同修《明史》时，曾利用它与官修实录对勘，并说“可备国史之采择者，唯此而已”。乾隆中叶的《明史考证》，多据该书以校《明史》。但由于其征引庞杂，而碑文、墓铭往往阿谀死者，稗官、野史又每多失实，故其史料价值高低参差，需要考订区分。该书明代仅刻印一次，清代乾隆时列为禁书，故传本甚少。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丛书》中有影印本。 【范围一】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的历史编纂学

《要录》的编著继承了《通鉴》和《长偏》的传统。全书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作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要录》说：“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要录》只记载高宗三十六年间事，篇幅却达二百卷之多，尤其是建炎元年至绍兴九年这十三年，几乎每年十卷，较《长编》详细，这也是年代较近、材料保存较多的缘故。至于本书的书名，据《杂记》卷首所载当年宣取《要录》的指挥，多作《高宗系年要录》，《宋史》本传也作《高宗系年录》，但自《四库全书》定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后人一直沿用这个名称。其实，本书只记高宗一朝史实，应以《高宗系年要录》为正；至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个名称，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取名和内容就可以知道，是作者一部内容更为广泛的编年体史书的名字，《高宗系年要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应包括孝宗、光宗、宁宗的系年要录。但现在孝宗要录已不传，光宗、宁宗要录究竟已否成书也不可知了。 《三朝北盟会编》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征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征引的史料，有许多后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参考文章（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宋代史学与长编法

以长编法引入史学领域而贯注成功的。它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几乎所有史学大家都把主要精力奉献于当代史的研究和著述，对当代史赋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其二，在研究撰著当代史时，长编法作为一种编纂方法不断得到应用、充实、提高，成为一种体例，给一千余年来衰微不振的编年体史学注入新的活力。 有关宋代历史的三部最基本的著作，皆以长编法的体例告功。（【范围 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点？【次重要】）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北宋九朝史，有九百六十卷之宏；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继长编之体制，专述宋高宗一朝历史，达二百卷之浩；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载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历史迭变，亦二百五十卷之富，皆蔚为大观，构成我们今天研究两宋社会历史的最基本最完备的资料，并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各方面影响。至于其他著作，如《建炎以来诏旨》、《靖康要录》等，亦是长编体之产物。南宋的这些史学大家，如此青睐长编法，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 长编法考索

长编法创制于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司马光及其助手在撰著千古名著《资治通鉴》时，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