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 复习 - 图文

3解决对策：1．加强宏观调控，促进供需平衡 2．转变就业观念，引导和鼓励知识劳

动者自主创业 3．扩大经济规模，提升产业层次，发展现代农业 4．加大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力度，促使供需结构对接 5．加强就业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起完善的就业市场和人才服务体系 6．纠正用人单位“高消费”行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其实关于自我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的研究，最早是由阿瑟(W·Brian Arthur，1988)针对技术演变过程提出的。道格拉斯·诺思把前人关于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诺思把路径依赖解释为“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指出“历史确实是起作用的，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各种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诺思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摆脱就十分困难。

诺思研究发现，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不完全市场和报酬递增。就前者而言，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全，制度变迁不可能总是完全按照初始设计的方向演进，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改变方向。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报酬递增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诺思接着指出，在一个不存在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市场的世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存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时，制度则是重要的，自我强化机制就会起作用。

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有四种表现：（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2）学习效应。通过学习和掌握制度规则，如果有助于降低变迁成本或提高预期收益，则会促进新制度的产生和被人们接受。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但变迁的方向却取决于不同知识的预期回报率。（3）协调效应。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具有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实现协调效应。（4）适应性预期。当制度给人们带来巨大好处时，人们对之产生了强烈而普遍的适应预期或认同心理，从而使制度进一步处于支配地位。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久下去的不确定性。

总之，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果路径选择正确，制度变迁就会沿着预定的方向快速推进，并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来从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动，促进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制度进一步变迁的重要力量，双方呈现出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如果路径选择不正确，制度变迁不能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收益递增，而是有利于少数特权阶层，那么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这种“锁定”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扭转，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教训深刻。因此，制度变迁的国家必须不断解决“路径依赖”问题。

低水平均衡本来是发展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R.R）于1956年提出的，它描述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持久均衡状态。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里，经济规模的扩大就是靠人口增长来实现的。

1956年 纳尔森《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其中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难以增长的现象。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需要，死亡率高，人口增长缓慢，与此同时收入水平降低居民储蓄。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将会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将人均收入拉回到较低的水平，这就是不发达国家难以逾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2主要内容：该理论主要涉及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增长、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三方面的关系。纳尔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

紧急求助！比较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与托达罗模式的异同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两元经济模型”，并认为在自给农业部门中，普遍存在着劳动过剩；而资本主义部门在自身利润增大的情况下，仍可保持不变的工资率（当然要比农业工资高)，同时用于投资的利润会越来越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会越来越多，一直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为止。

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的理论作了修正，强调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要性。他们指出，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有可能有一部分剩余农产品提供给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消费。后来，刘易斯本人也改变了将农业作为一个消极发展部门的观点，其修正后的两元经济结构理论又被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

虽然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能够部分地揭示劳动力转移的一些规律，但并末能解释为何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会不顾城市事实上存在的失业而不断进行。托达罗模型在一定程度回答了这个问题。托达罗认为，农民向城市迁移是按城市与乡村顶期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的差别进行的。“预期收入是按农村和城市工作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和一个新移民得到城市工作的可能

性来衡量的”。这也就意味着，并不像刘易斯模型所提示的那样，只要城市工资高于农村工资以及流动付出的成木之和，流动就会无体止地进行。实际上农民也要考虑城市就业的概率，通过对两者的综合考虑做出决定。这样，托达罗模型就使刘易斯模型史改进了一步。

二元结构模型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这一理论被西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第三世界劳动剩余国家发展过程的“普遍真理”。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三个假设前提：

一）不发达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即城市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部门和农村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二）劳动无限供给。三）工资水平不变。

刘易斯划分了资本主义部门和自给农业部门。这就是所谓二元结构问题。资本越多，就可以将更多的劳动者从自给农业部门吸收到城市工业部门中来。当剩余劳动完全吸收到现代工业部门中去，这时二元结构变成了一元结构，也就完成了不发达经济的发展问题。刘易斯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同一方向的，二者密切相关。经济发展的关键就是资本积累。

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中，很显然地将农业视为一个被动的过程。在模型的整个运行过程中看不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收入的增加。费景汉和拉尼斯就针对这一点提出了修正意见。他们认为刘易斯的模型存在着两点缺陷：第一，不重视农业在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这会造成农业的停滞。第二，忽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

对二元结构模型的评价：

（1）推理过程所建立的三个假设前提与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去甚远。 （2）刘易斯片面夸大了城市资本主义部门吸收剩余劳动的能力。

（3）忽视农村的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村收入提高的可能性，将城市工业部们当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惟一出路，必然会导致城市化，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弊端。

（4）刘易斯的模型当然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模型，他回避了城市资本主义部门扩大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小农之间，城乡，工农之间生产关系的分析。新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二元结构部门的演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掠夺农民，进行原始积累的过程。

（5）它同样也回避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以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问题。

（6）没有涉及高积累，高速发展问题的倾向，会造成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扩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Ranis－Fei model）用一种从动态角度研究农业和工业均衡增长的二元结构理论。是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刘易斯模式有两点缺陷： （1）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

（2）没有注意到农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应该是农业中的劳动力向工业流动的先决条件!两人对这两点作了补充，从而发展了刘易斯模式。

1961年，由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提出。该模式用刘易斯模式把不发达国家经济部门的划分为基础，把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他们把农业劳动的流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生产率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的流出，这部分劳动力是多余的；第二个阶段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的流出。这两个阶段的劳动是农业中伪装失业者的劳动。第三个阶段是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流出，因此这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已经变成了竞争市场的产品。

发展极理论

“发展极”理论 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

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均衡分布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空间中，经济发展应 当以非总量的方法来安排发展计划，经济增长不是在不同的部门、行业或地区按相同的速度平衡增长，相反，是在不同的部门、行业或 地区按不同速度增长。一些 主导部门和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发展极”，再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增大自身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产生支配作用，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迅速发展，也可以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

这种理论主张尽可能把有限的稀缺资源集中投入到发展潜力大、规模经济和投资效益明显的少数地区或行业，使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或“发展极”。佩鲁认为，“发展极”的支配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