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艺概

刘原父文好摹古，故论者誉訾参半。然其于学无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岂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论，欧公为作墓志，称其“立马却坐，一

挥九制，文辞典雅，各得其体”；朱子称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亦可见其崖略矣。

李忠定奏疏，论事指画明豁，其天资似更出陆宣公上。然观其《书檄志》云：“一应书檄之作，

皆当以陆宣公为法。”则知得于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里莹彻，故平平说出，而转觉矜奇者之为庸；明明说出，而转觉恃奥者之为浅。

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顾，方远而近，似断而连，特其余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某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朱子

之服膺南丰如此，其得力尚须问耶！

陈龙川喜学欧文，尝选欧文曰《欧阳文粹》，其序极与欧文相类，然他文却不尽似之。此如人

饮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拟，类于执迹以求履宪也。

陈同甫《上孝宗皇帝书》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而其自跋《中兴论》，复言“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

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可见同甫之所驳者，乃无实之人，非龟山一流也。

陈同甫文，针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试观赵营平、诸葛武侯之论事，

何尝挥霍张大如此！

陆象山文，《隐居通议》称其《王荆公祠堂记》，又称其《与杨守书》及《与徐子宜侍郎书》，且各系以评语。余谓陆文得《孟子》之实，不容意为去取，亦未易评，评之须如其《语录》中所谓“从天而

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几焉。

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唐、宋以前，盖难备论。《郁离子》最为晚出，

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丛子》：“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

“理扶质以立干。”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

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

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

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

用而不朽乎？

扬子《法言》曰：“事辞称则经。”余谓不但事当称乎辞而已，义尤欲称也。观《孟子》“其事则

齐桓、晋文”数语可见。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如《考工记》是也。《梁书·萧子云传》载其“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不尽意，遂不能成”。此亦见实事求是之意。

《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扬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

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操不变也。善夫陶渊明之言曰：“常著

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或问渊明所谓“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别于人乎？曰：只是称心而言耳。使必以异人为尚，岂

天下之大，千古之远，绝无同己者哉？

“圣人之情见乎辞”，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

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

《文赋》：“意司契而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正以意

无穷也。

《庄子》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是知意之所以贵者，非徒然也。为文者苟不知贵意，何论意之所随者乎？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

然耶？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此以气论辞之始。至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书》，皆论及

于气，而韩以气归之于养，立言较有本原。

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余谓文气当如《乐记》二语，曰：“刚气不怒，柔

气不慑。”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

韩昌黎《送陈秀才彤序》云：“文所以为理耳。”《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鉴》曰：“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

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意盖悉本昌黎。 文要与元气相合，戒与尽气相寻。翕聚、偾张，其大较矣。

《孔丛子》曰：“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扬子曰：“事辞称则经。”韩昌黎则曰：“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辞”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不然，得

无如荀子所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者乎？

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易·系传》曰：“其辞文”，无不及也。《曲礼》曰：“不辞费”，无太过也。

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辞也；质，亦辞也。博，辞也；约，亦辞也。质，其如《易》所谓“正言断辞”乎？约，其如

《书》所谓“辞尚体要”乎？

言辞者必兼及音节，音节不外谐与拗。浅者但知谐之是取，不知当拗而拗，拗亦谐也；不当谐

而谐，谐亦拗也。

“书法”二字见《左传》，为文家言法之始；《庄子·寓言》篇曰：“言而当法”；晁公武称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韩昌黎谓“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欧阳永叔称尹师鲁为文章“简

而有法”；具见法之宜讲。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脉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

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

《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 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

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

文章之道，斡旋驱遣，全仗乎笔。笔为性情，墨为形质。使墨之从笔，如云涛之从风，斯无施

不可矣。

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

客笔主意，主笔客意。如《史记·魏世家赞》，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皆是此诀。 义法居文之大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

法”，此言“义法”之始也。

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实于“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

万彻之为将可见。

东坡《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上神宗皇帝书》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盖法高于意则用法，意高于法则用意。用意，正其神明于法也。文章一道，

何独不然！

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弗可易矣。大书特书，牵连得书，叙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扩不穷。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

者为错经。

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预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

综变化，惟吾所施。

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论事调谐，叙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论入叙，故觉谐多涩少也。史莫要于表微，无

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

为人作传，必人己之间，同弗是，异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实。

传中叙事，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与时

位，而称量以出之。

刘彦和谓“群论立名，始于《论语》”，不引《周官》“论道经邦”一语，后世诮之，其实过矣。《周官》虽有论道之文，然其所论者未详；《论语》之言，则原委具在。然则论非《论语》奚法乎？

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文心雕龙·论说》

篇解“论”字有“伦理有无”及“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之说，得之矣。

有俊杰之论，有儒生、俗士之论。利弊明而是非审，其斯为俊杰也与！论之失，或在失出，或

在失入。失出视失入，其犹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论之当慎，与立法同。

论是非，所以定从违也。从违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难遍论，借一论之。一索引千

钧，是何关系！

《文赋》云：“论精微而朗畅。”“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精微”者，不惟其难，惟其是；“朗

畅”者，不惟其易，惟其达。

论不贵强下断语。盖有置此举彼，从容叙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无遗者。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

不辩。”余谓有不论，不议，不辩。论议辩斯当矣。

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

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 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辞命

亦只叙事、议论二者而已。观《左传》中辞命可见。

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陈寿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晋书·李密传》中语略与之同。辞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本领欲其大而深，气象欲其纯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宗”、“类”二字，于文之体用包括

殆尽。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

则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当无者尽无，当有者尽有。故昌黎《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樊绍述墓志铭》云：“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柳州《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书有不书，书之事显，不书之意微矣。

文有写处，有做处。人皆云云者，谓之写；我独云云者，谓之做。《左传》《史记》兼用之。 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文尚华者日落，尚实者日

茂，其类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朴而近华，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不是作散体便可名“古文”

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于《易》，则古之言近于《礼》，治古之言近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