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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艺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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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7/15 10:09:16

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

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囿于资学。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

尝不结实。

昌黎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

东坡称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

张籍谓昌黎“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柳子厚盛称《毛颖传》,两家所见,若相径庭。顾韩之论文

曰“醇”曰“肆”,张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赏,皆韩志也。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盖《国语》每多言举典,柳州之所长乃尤在“廉之欲其

节”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东莱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盖专指其一体而言。柳州《答韦中立书》云:“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报袁君陈秀才书》亦云:“《左氏》《国语》、庄周、屈

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东莱谓学柳文“当戒他雄辩”,余谓柳文兼备各体,非专尚雄辩者。且雄辩亦正有不可少处,如程

明道谓“孟子尽雄辩”是也。

柳州自言“为文章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矜气作之。”余尝以一语断之曰:柳文无耗气。凡

昏气、矜气,皆耗气也。惟昏之为耗也易知,矜之为耗也难知耳。

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

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柳子厚《永州龙兴寺东邱记》云:“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记》云:“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此等语,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资绝

高,故虽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尝偏绌焉。

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 文莫贵于精能变化。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可谓变化之至;柳州《送薛存义序》,可谓

精能之至。

昌黎论文之旨,于《答尉迟生书》见之,曰“君子慎其实”。柳州论文之旨,于《报袁君陈秀才书》

见之,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昌黎屡称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尝为之注。今观两家文,修辞炼字,皆有得于扬子。至意理

之多所取资,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 朱子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此原专指柳州《论鹖冠子》等篇,

后人或因此谓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韩上,误矣。

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晏元献云:“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

厚一人而已。”此论甚为伟特。

李习之文,苏子美谓“辞不逮韩而理过于柳”。苏老泉上《欧阳内翰书》取其“俯仰揖让之态”。合“理”

与“态”,而其全见矣。

昌黎答刘正夫问文曰:“无难易,惟其是而已。”李习之《答王载言书》曰:“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于此见

两公文一脉相通矣。

李习之文气似不及昌黎,然传称其“辞致浑厚,见推当时”。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隐知其妙。韩

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

韩昌黎不称王仲淹《中说》,而李习之《答王载言书》称之。今观习之之文,俯仰揖让,固于

《中说》为近。

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如《答李生书》云:“意新则异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于众则奇矣。”此盖学韩而第得其所谓“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问持正文于扬子云何如?曰:辞近《太玄》,理犹未及《法言》。问较李元宾之尚辞何如?

曰:“不沿袭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

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

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观所作《罪言》,谓“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

又两进策于李文饶,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以文论之,亦可谓不“浪战”者矣。

孙可之《与友人论文书》云:“词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来

无择,无择得之持正者耶?

广明时,诏书谓孙樵有扬、马之文。樵《与高锡望书》,自称“熟司马迁、扬子云书”。然则诏所

云“马”者,殆亦指史迁,非相如耶?

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 李习之《与陆傪书》盛推昌黎文,谓“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可以类知”。孙可之《与王

霖书》称《进学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观两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开传》称开“始慕韩愈、柳宗元为文”,《穆修传》亦言“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今观伯长所为《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

厚,岂不诬也哉!”可知其所学与仲涂一矣。

尹师鲁为古文先于欧公,欧公称其文“简而有法”,且谓“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盖师鲁本深于《春秋》,范文正为撰文集序尝言之。钱文僖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尹、欧皆为作记。欧记

凡数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欧服其简古。是亦“简而有法”之一证也。

范文正贬饶州,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其为国重贤如此;而于文正所为《岳

阳楼记》,则曰“传奇体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学振起当时也。

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

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

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

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却参以活句。欧文往往似此。 欧公称昌黎文深厚雄博,苏老泉称欧公文纡余委备。大抵欧公虽极意学韩,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习之。不独老泉于公谓“李翱有执事之态”,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所尚,盖可见矣。

谢叠山云:“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沈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

愕。”按:欧之奇不如韩固有之,然于韩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讵相远乎?

苏老泉迂董诈晁,谓贾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谓老泉文,取径异于董,而用意往往杂以晁。

迂董,于董无损;诈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刘正夫书》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曾南丰称苏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

力,正不必与韩量长较短也。

论文鲜有极称《穀梁》《孙》《吴》者,独柳州曰:“参之《穀梁》以厉其气。”老泉曰:“《孙》

《吴》之简切。”殆好必从其所类耶?

苏老泉云:“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谓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亦本此

意。

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

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至其理有过于通而难守者,固不及备论。 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

权者异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东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学者偏于美言叹赏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

“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

大苏文有之。

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

是语,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

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未曾有底题,说未曾有底话。抑所谓“君从何处看,得

此无人态”耶?欧文优游有余,苏文昭晰无疑。

介甫之文长于扫,东坡之文长于生。扫故高,生故赡。

东坡之文工而易。观其言“秦得吾工,张得吾易”,分明自作赞语。文潜卓识伟论过少游,然固在

坡函盖中。

子由称欧阳公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东坡《答张文潜书》谓,子由文“汪洋淡

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岂有得于欧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余谓百世之文,总可以“奇”、“稳”两字判之。

王震《南丰集序》云:“先生自负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序内却又谓其“衍裕雅重,自成

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为善学刘向与?

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摐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

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

韩文学不掩才,故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未尝不自我作古。至欧、曾则不敢直以作者自居,

较之韩,若有“智崇礼卑”之别。

王介甫文取法孟、韩。曾子固《与介甫书》述欧公之言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

自然耳。”则其学之所几与学之过当,俱可见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为崇、观间举子所宗,说见《郡斋读书后志》。观介甫《上人书》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是则《解

孟》亦岂无意于文乎?

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其讥韩有“力去陈言夸末俗”之句,实乃心向往之。 曾子固称介甫文学不减扬雄,而介甫《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介甫文兼似荀、扬。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 柳州作《非国语》,而文学《国语》;半山谓“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礼”,而文亦颇似荀子。文

家不以訾甗为弃取,正如东坡所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 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谢叠山评荆公文曰:“笔力简而健。”余谓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矫

且振之。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黄山谷诗派观之。

荆公《游褒禅山记》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余谓“深”、“难”、“奇”三字,公之

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

介甫文,于下愚及中人之所见,皆剥去不用,此其长也;至于上智之所见亦剥去不用,则病痛

非小。

介甫《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余谓介甫之文,洵异于尚辞巧华矣,特未思免于此毙,仍未必济用、适用耳。

半山文其犹药乎?治病可以致生,养生或反致病。半山说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恻呜咽,语语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却未能本此意扩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谓其“自大处起议论,如古《潜夫论》之类”。刘壎《隐居通议》谓其所作《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学,深于《周礼》,其所为文,率皆法度谨严。《宋史》本传但载其所上《明堂定制图序》,尚非其极也。东坡谓尝见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与,所为固未足也;

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观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诣卓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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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囿于资学。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昌黎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东坡称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 张籍谓昌黎“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柳子厚盛称《毛颖传》,两家所见,若相径庭。顾韩之论文曰“醇”曰“肆”,张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赏,皆韩志也。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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