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

伴随现代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法理权威日益取得统治地位。其中建立在工具理性(目的理性)基础上的科层制(bureaucracy，又译官僚制)，是法理权威最纯粹、最理性的类型。科层制是以正式规则为核心的、强调分科执掌与分层负责的管理体制或管理制度。起初它仅仅指政府行政机构内部的文官体制，后来韦伯将其外延加以扩展，泛指一切社会组织中设科分层的理性管理制度。凡实行科层制的社会组织又叫科层组织，科层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又叫科层人员。

1．科层制的特点(the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the bureaucracy)P132

韦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科层制的特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总结出的理想类型的科层制具有如下的基本特点(现实中科层制不一定都具备这些特点)。

(1)制定严格的规则。有意制定的、抽象的正式规则是科层制中的最高权威，人们服从统治者(管理人员)，仅仅因为在由制度赋予他的、合理界限的事务管辖范围内，有义务服从他，即人们实际上服从的是非个人的制度。

(2)职位有明确分工。根据不同的管理任务设立某种职位和科室，明确规定各自的管理范围。与管理职位的分工相联系，管理人员必须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3)权力划分层级。在科层制中，权力形成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处于其中的管理人员，既要接受上级的管束，又拥有对下级发布命令的权力。

(4)照章办事的原则。强调将公务关系和私人关系严格分开，在处理公务时不带个人成见和好恶，完全照章办事。员工要遵守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并接受监督。

(5)按资历和业绩升迁。科层制中的各项职位要求任职者具备一定的技术资格，接受过相应的专业训练。职务的升迁根据资历或业绩，或者两者同时考虑。

(6)职位荣誉感。科层制中员工将他们的职务视为惟一的或主要的职业，他们高度评价自身资格和能力，在同其他人比较时显示较强的优越感。

(7)文字化管理。科层制中的行政活动、决策和规则都是通过文本的形式来表述和记载的，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档案和员工的持续工作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办公机构的团体行为的核心。

2．科层制的优点和弊端

科层制遍及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重要标志。韦伯认为理想型的科层制具有精确、迅捷、稳定、可靠、纪律严、强度大、效率高等许多优点，尤其是它排除了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把各项组织活动纳入基于精确计算的合理轨道，因而从纯技术角度看，能够达到最高效率。韦伯将科层制视为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尽管韦伯对科层制非常推崇，但他对科层制的弊端也很重视，并由此对现代社会的未来表示担忧。科层制实际上体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压制，或者说，形式理性对实质理性的压制。在它的管理运作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形式化的、非人格化的、普遍主义的精神．组织活动能否满足人的需要以及满足人的何种具体需求均无关轻重、置而不论，只关心可以用数量加以计算的效率。可以说，科层制的最大弊端，就是对人性的漠视、对个人自由的扼杀。科层制的技术优势是以牺牲人的需要和价值为代价的，它强调的是个人对组织规范的绝对服从，而不是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科层制越是彻底地非人格化，即在执行任务时，越是彻底地排除各种个人因素，就越背离人的价值。韦伯认为，当现代社会为了追求效率而将科层制推进到人类的一切活动领域时，实际上就给自己建造丁一个无处不在而又无法逃逸的“铁笼”(iron cage)，人们都成为工具理性化的牺牲品、科层制这部机器上的可悲零件。恐怖的是，人类似乎没法摆脱这种厄运，科层制一旦充分实行，“就属于最难摧毁的社会实体，无论它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将如此。寄希望于拥有专业知识、善于解决问题的专家也于事无补，因为专家本身就是科层制的产物，对他们的依赖只会加重社会的理性化和科层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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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宗教社会学( religion sociology)P150

一、基本旨趣和基本概念

在西方学术界，宗教社会学思想虽可追溯到孔德、斯宾塞以及人类学家泰勒的宗教观点，但涂尔干和韦伯才是公认的现代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 l．基本旨趣

韦伯对于宗教社会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全部宗教社会学的主旨在于研究世界几大宗教教义的理性化程度和过程，他尤为关注基督教新教是怎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消减巫术和迷信的成分而引发出一种普遍性的、更具理性色彩的社会伦理以及这种伦理又是怎样地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他比较了犹太教、基督教、儒教、道教和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未及完成)教规教义的差别与东西方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分析了体现在不同宗教背后的精神对人们生活态度的影响，进而导致东西方民族走上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学说，涵盖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泛文化历史研究。有学者将这个研究之内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归纳如下： (1)经济力量影响基督新教；

(2)经济力量也影响基督新教以外的宗教(如印度教、儒教和道教)； (3)宗教的观念体系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经济思想和行动； (4)宗教观念体系的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

(5)宗教的观念体系(特别是基督教新教教义)在西方曾经具有独特的影响效果，协助将经济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理性化；

(6)非西方的宗教观念体系，遭遇了无法抵抗的结构阻碍，限制了其理性化过程。 与以往的宗教研究不同，韦伯一般不从神学和哲学的立场上谈论宗教的本质、宗教信仰的真伪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优劣问题，他仅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把特定的宗教当作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并从教徒的价值观念出发研究特定宗教的教会组织、教规、教义和宗教伦理，考察它与教徒日常生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宗教这一特殊角度认识和研究社会。

2．类型划分

在韦伯看来，一切宗教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信仰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宗教视为一种“救赎论”。韦伯进而将一切的宗教划分为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两大类型。禁欲主义宗教，将行动的取向建立在信徒对自身和世界的享乐的拒绝基础之上，它又细分为两个子类型：人世禁欲主义和出世禁欲主义，前者持介入世界的态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实际行动实现禁欲以达到救赎；后者则持逃避世界的态度，通过隐居独处、苦身修行以达到救赎的目的。神秘主义强调的是冥思、期待、感情和情绪等因素，借助冥想默祷等进入某种神秘状态，将个人看作神的“容器”而不是“工具”，不太重视积极的行动。神秘主义也可细分为两个子类：入世神秘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前者并不拒绝世俗生活，后者则完全拒绝世俗生活。

在韦伯看来，西方宗教主要属于禁欲主义类型，东方宗教则属于神秘主义类型。作为救赎方式的人世和出世两种态度，本质上分别与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密切相关，即人世禁欲主义和出世神秘主义乃是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两个最佳典范，它们属于两个极端，基督新教和佛教可看作这两种类型的代表。而中国的儒教则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可称之为人世神秘主义。韦伯认为，禁欲主义宗教与理性主义相联系，倾向于世俗生活和强调现实秩序的能动的理性构成，因而有助于社会的革新和动态发展；神秘主义宗教具有受动地接受现实社会秩序的趋向，往往导致社会的静态延续和停滞不前。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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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新教伦理观念中的人世禁欲主义的倾向，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首先诞生的一个重要动因，而东方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宗教观念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阻碍因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题正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基督教文明圈何以进入了普遍理性化的轨迹，产生了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而他对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等所作的比较研究，则旨在从反面说明其他文明圈(主要是东方)为什么不能在发生学意义上独立进入普遍理性化的轨迹，产生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P150

l．独特的研究视角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最负盛名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在这部篇幅不大的力作中，他试图回答和解释“为什么现代形态的资本主义仅仅出现在西方，而没有在其他文明中出现”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他的研究仍然延续以往的路径，从理性化的确立过程人手。在韦伯看来，科学、艺术、史学、建筑、法律、政治组织等方面在西方得到理性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物质支撑和精神动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不是由任何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才实现的，其中，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没有相应的精神因素作为重要动力，去克服传统主义的阻碍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单从经济方面看，东方一些国家(如中国)早就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商品生产也很普遍，但劳动者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自觉性和责任感，缺乏克服“知足常乐”的传统主义心态的强大动力．因此难以发展为现代形态的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还反对“对利润最大限度的追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的理论解释。他认为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对金钱的贪欲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所以“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相反，资本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抑制和缓解了人们的贪欲和对财富的非理性追求．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之初需要人们勤俭节约、反对奢侈，增加积累，同时需要理性地组织生产。中国、印度及其他文明中追求利润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但并没有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

韦伯把现代资本主义主要当作一种文明来理解，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发展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社会行动层次上，可将资本主义界定为追求利润的理性化行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具有以下三个典型特征：其一，利用交易机会以和平方式取得预期利润；其二，出现了与正规市场相联系的、自由劳动的合理资本主义组织；其三，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但是，资本主义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它还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本身动因的价值体系，表现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换言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具有理性特征，它是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理性化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必须具备一种整个民族普遍接受的独特精神状态或精神气质。韦伯把西方社会所独具的这种精神气质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把握这种精神是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关键环节。

通过引用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对青年商人的大段劝言，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为：以惜时、守信、谦恭、勤劳、节俭等态度和方式尽量赚钱，同时抑制本能的享受，即把理性地追求利润、增加自己的资本作为人生目的和道义上的责任。资本主义精神与单纯的贪婪的区别在于，它强调追求利润的理性和节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只是在近代的欧洲、北美等地才逐渐变为一种群众性的心理态度，变成整个民族一致接受的精神状态，即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伦理。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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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态度的人常遭受指责、轻视，得不到理解、支持和鼓励。资本主义精神上升为经济伦理之后，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获得了普遍理解和尊敬，当事人也认为遵循这一伦理的行为是美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近代欧洲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目的理性的原则进行行动，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或巧合，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性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取代传统主义成为社会经济伦理，必须获得宏观文化中某种强大的伦理精神的支持，而宗教正是一切终极价值的源泉，可提供一切世俗伦理道德的基础。统计数字显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工商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其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新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并不是偶然现象，韦伯指出，欧洲宗教改革后新教的伦理道德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一种“亲和性”(affinity)，它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方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实质是将神圣宗教世俗化，它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力量和作用，使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新教是基督教改革教派的总称，韦伯重点考察的是加尔文教，其次是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新教和正统的基督教——天主教存在很大的差异：天主教的教义极端鄙视世俗生活，认为只有拒绝尘世生活和肉体欲望的诱惑，在修道院中过严酷的禁欲生活的教徒，才能向上帝证明自己灵魂的虔诚和洁净，才是得到上帝认可的、具有宗教道德意义的。天主教强调教会是沟通上帝和教徒的重要中介．教会中的神职人员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教徒犯了过错，可向神职人员忏悔，后者代表上帝接受忏悔，赦免、宽恕各种罪孽。天主教的组织制度把教徒组织在宗教团体之中，教徒内心比较安宁，对获救充满信心。显然，天主教的教义和教规和资本主义精神大都格格不入。与天主教相比，新教的教义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和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密切的契合。韦伯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天职观(calling/beruf)

作为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圣经译成德文。在翻译call(神召、蒙召、来自上帝的救赎)一词时，路德使用了一个德文词Beruf，它的本意是指职业，是与宗教伦理无关的世俗活动，但路德却把它同上帝的召唤、救赎联系起来，变成“来自上帝的安排”，赋予了宗教的神圣意义，于是其涵义就演变为“天职”，即世俗活动是上帝安排的终身使命。“天职观”是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最重要成分，它包含着对世俗活动的积极评价，即把完成尘世义务尊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并由此拒斥了天主教的尘世观和道德观。天职观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把世俗活动同灵魂获救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扭转 了天主教出世、超然的宗教取向。不过．韦伯认为路德的天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主义，“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是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它还带有较浓的消极成分，“这种学说具有越来越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真正促使宗教彻底变革、赋予世俗职业活动理性化的是加尔文教的预定论。 (2)预定论

所有基督徒最关心的是灵魂归宿问题。加尔文教坚持“预定论”的教义，认为只有少数人的灵魂能够得救，幸运地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升人天堂，而是否得救乃是上帝在人们出生以前便已确定的事情，任何其他的力量都不可能改变上帝的决定，如此也就摒弃了圣礼、忏悔、教会等一切宗教仪式，排除经由这些途径获得个人救赎的可能。表面上看，这种预定论充满消极的宿命论色彩，但它实际上却导致了加尔文教积极的人世禁欲主义伦理。由于知道上帝的选择早已确定，并且不可更改，同时又担心自己不能成为上帝选民，这就使加尔文教徒的内心存在极度的紧张和焦虑。而该教的教义又宣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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