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

明 代 文 学 绪 论

一、明代文学的分期

明代文学是指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今1644年崇祯帝自缢于北京，这276年间发生的文学现象。在元代文学新变的基础上，明代文学的发展受到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呈现沉寂、曲折、突进等复杂的趋势，犹如波浪，低谷与高潮并存。

前期：1368—1521（洪武—正德）或者1368—1487（洪武—弘治），前期是元代文学的余波，是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

后期：1522—1644（嘉靖—崇祯）或者1488—1644（正德—崇祯），后期的文学变革如狂飚突至，迅猛异常。 （一）、前期沉寂的原因

元明之际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作品有阳刚之气，作家有忧患意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南戏中兴、宋濂、刘基、高启诗文为代表。但这种繁华很快就遭到阻扼和摧残。

1、明初，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把自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朱元璋针对元代由于政治制度松懈思想统治的松懈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强烈的手段建立了空前的独裁统治。

①洪武13年制造左臣相胡惟庸私通蒙古和日本案，胡被凌迟处死，持续十年，诛杀三万人。洪武26年制造大将的蓝玉谋为不轨罪，蓝玉也被凌迟处死。这两个案子诛杀数万人，几乎杀尽了开国英雄。

②废除实行了上千年丞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将军大政独揽于一身。

③至成宗永乐和宣宗宣德年间，建立内阁制度，削弱诸王权力。

④还设立锦衣卫、东西厂，对群臣和百姓进行监视，实行恐怖的特务统治。 2、思想文化上实行严格控制，对文人采取拉拢和高压双重手段。 ①八股取士——要求士子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按照固定的程式、字数，绝不允许自由发挥，强化对文人思想的禁锢。

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却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即可“诛其身而没其家”。当时文人“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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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高启因辞而被腰斩；苏州文人姚谟润、王谟被征不至而斩首抄家。

③大兴文字狱，制造大量的文字冤案以树立绝对的皇权。如朱元璋自幼为僧，参加过被称作贼的红巾军，文人在文章中用了“僧”、“贼”、“发”同音、叶音或有关的字“光”等，就被认为是讽刺而定罪斩首。如一些文人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字类，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

在这种淫威高压下，思想文化界呈现呈现了一派沉闷、压抑的气氛。、统治阶级这么做，是为了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3、明代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为了保持心态平衡，欣赏一种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美，明初文学创作呈现出贵族化、御用化特点，如台阁体诗垄断文坛100年之久，以及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 （二）后期繁荣的原因

主要是戏曲和小说的繁荣。

1、明代中叶以后，皇权的高度集中逐渐导致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政治上由盛转衰，出现了宦官专权，宦官专权与朝政腐败，又中加剧了党争，统治集团逐渐放松了政治思想的控制。

2、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宋元时代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初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受到了一些挫折。明代中期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松动，工商势力重新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争相崛起；手工业规模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日趋细密，隆庆后海禁一度解除，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景行镇压10万人口，从事陶业手工业人口即有数万，苏州一带从事丝织业的有数万人。

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商人们经济实力雄厚，生活奢靡，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羡慕，富埒吴中的巨商张冲，其衣服款式市民们争相模仿；商人们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们倾盖交欢”。文人们也改变了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乐意与商人、名公巧匠交游，越来越具有世俗平民化的特征。尤其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与商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影响，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上、感情和艺术趣味的熏陶，并愿意为市民阶层服务的文人士子。如小说家凌蒙初、陆云龙等都兼营印刷业。唐寅、屠隆、汪道昆等人都出身商家。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群的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使文学创作商品化。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诗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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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如《金瓶梅》、《三言二拍》等。 3、哲学思想上心学的发展创造着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在思想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思潮。

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继胡居仁、陈献章之后，进一步发展了

宋代陆九渊的“心学”，重要的哲学观点是“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提出了“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良知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他同时主张，“知行合一”对以往的对圣贤至理都要用“我的灵明”来检验，“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

评：这种思想是主观唯心的，但它在客观由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之后，心学亦称王学，流布天下，在嘉靖、万历期间形成了多种派别。其中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从王艮到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王学左派的兴起为明代掀起了弘扬个性、复苏人性的创作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明代中期，李梦阳、徐祯卿的创作开始重情，袁宏道响亮地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徐渭、李贽、汤显祖、屠隆也在理论与实践中肯定世俗人欲、肯定好货好色，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但是，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新的文学现象缺乏一种具有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未能冲垮沉重的封建枷锁和陈旧的文化观念。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势力还相当顽强，特别是到了晚明，随着各方面危机的加剧，1602年即万历三十，李贽被捕自杀于狱中，与李贽并称“二大教主”的达观禅师也于李贽自杀的次年被迫害致死。这标志着新思潮的退落。 二、明代文学的特征

1、俗文学的兴盛与雅俗文学的交融。

明代最为兴盛的文学类型是小说和戏曲，这两种文学类型从理论到实践

在明代都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俗文学的价值从李梦阳、何景明开始便明确得到肯定。李梦阳将《西厢记》与《离骚》并称，后来王慎中、唐顺之又把《水浒传》与《史记》并称。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和冯梦龙进一步为俗文学大声疾呼。袁宏道将词、曲、小说与《庄》、《骚》、《史记》、《汉书》并提，称《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被称为四大奇书。戏曲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以《宝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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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凤记》、《浣纱记》以及汤显祖、沈景、屠隆、徐复祚、孟称舜等人的创作为代表。杂剧以徐渭的《四声猿》为代表。

2、戏曲小说的兴盛，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特性认识的深化。 ① 高度重视文学的情感特征。

明代文学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如汤显祖称，情之所有，理之所必无。李贽称《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冯梦龙编短篇小说集名之曰《情史》，提出“情教学”。 ② 清晰认识文学的虚实关系。

明以前文学理论，重诚、真、信、实，反对浮、夸、虚、幻。到了明代，随着小说戏曲的兴盛，文学家不仅在创作中运用虚构手法，而且对虚与实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论述。

叶昼：“《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起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李日华：“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帮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之然。”（《广谐史序》） ③ 关注人物性格的刻画。

宋元以前，由于长篇叙事作品不发达，故有关塑造人物形象的理论比较缺乏。明戏曲小说繁荣，促使人们重视之。如谢肇制论《 金瓶梅》，认为其成功的关键是：“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统之。”叶昼论《水浒传》提出了刻画人物性格应在“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命题，说明明代文学批评中人物性格论已具相当深度。 ④ 更加重视语言的通俗易懂。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张旗鼓的提倡语言的通俗化，是随着白话小说的繁荣而兴起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名突出通俗。蒋大器序中认为“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才能使“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以后的小说论者及作家从各个角度证明了“俗近语”的重要意义。

3、明代文学集团林立，流派纷呈，标新立异，争讼不息。

明代以前，文人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且多围绕着一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一个圈子。明代有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和以李东阳的茶陵派的文人，都是趣味相投，自相结合的，各文人集团尚未形成相互攻讦的风气。

成化、弘治以后，统治集团日见腐败，词臣的文柄旁落，由“文章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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