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论粮食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从列宁《论粮食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论粮食税》的写作背景

《论粮食税》写于1921年4月21日,是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 1918一1920年,是苏维埃俄国正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年代。国际帝国主义同前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对苏维埃政权发动武装进攻。苏维埃国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困难,粮食、原料和燃料极端缺乏。这时就必须由国家对生产和分配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以动员和合理利用一切物质资源来保证战争的需要。苏维埃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五个方面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争结束后,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政策的转变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探讨和争论。为了从理论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新经济政策的依据和重大意义,列宁在苏共十大后写下了这一名著。

二、《论粮食税》的理论本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论粮食税》是列宁晚年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出的开创性探索，尽管是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阐述，其后所进行的具体实践也带有俄国的特殊性，但是其特殊性背后折射出来的普遍真理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粮食税》的理论本质其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

这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

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立足于苏维埃俄国的客观现实，从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首先，列宁分析了政权上的社会主义性和经济上的过渡性，他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现存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不是单纯的实行全民所有制，在当时的俄国具体表现为五种经济成分。列宁主张贸易自由，但并不是任由其随意发展，而是要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将资本主义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中。 其次，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阶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试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忽视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不利后果使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另外，列宁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认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借助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济基础，为此他还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指导下，开创了一条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论粮食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在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走出了

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创造的辉煌业绩，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当然，与成绩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猜忌、诽谤和仇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污蔑为一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实，要想更好地驳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列宁在《论粮食税》那里已经给出合理的解释。苏维埃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扶持，并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其活动都在社会主义制度限制规定的范围内，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社会主义就有保障。同样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运行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生产关系还是在上层建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不同的，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既突破了传统的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私有制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所以有不同的声音来质疑中国道路，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不发达，所有制不完善。因此，我们应该坚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毋庸置疑的。

总之，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及其理论的伟大性与科学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其中，列宁新经济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启迪作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改革和发展事业是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当代世界国际范围内的延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