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读后感

信史妙在无字处，明主功在无为间

——读《三国志》偶得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然而中国史书汗牛充栋，浩若烟海，一般人不免望而祛步。一部二十四史，五千年的人事兴替，没有把板凳坐穿的铁功夫，要通史治史谈何容易。闲暇间读史就好比在海边捡拾贝壳海星，偶有所得，徒以自娱罢了。于是权且挑本简易的读读，国史中以简易著称的就是这本陈寿的《三国志》。

小说《三国演义》街巷妇孺无人不知，然而其本源——史书《三国志》却鲜有人问津。殊不知大智不在“演义”间，而在信史中。初读《三国志》是因为它文辞简约，叙事精当，一路读下来越发在这个“简”字上品出些味道来。

史料的斟酌在无字处。《三国志》本为私撰，陈寿死后方流传开来为世人所赞誉，时任尚书郎的范颓等人推赞说“（三国志）虽文艳不如相如，而质直过之”（文采虽略输司马相如，但内容的丰富真实却胜之）三国志文辞简约但非简陋，之所以简是因为对史料取材严苛，下了一番考证功夫。神鬼怪诞之说，陈寿决计不取。例如孙策之死多有史料称是道士于吉作怪，三国志取“孙策为许贡门客所伤”的说法。再例如西晋人郭冲所作的“条亮五事”，是为彰诸葛亮之功而伪作的，三国演义中“空城计”等精彩情节就是取材于此。陈寿本人原为蜀国官吏对诸葛亮极为推崇，但在《诸葛亮传》中未予取录。三国志有信史之誉，与陈寿严肃辩证的治史态度，博观约取的采史方法是分不开的。

人物的褒贬在无字处。后人评价《三国志》曲笔严重，多所回护，这个缺点不容回避。三国志中确实有大量为魏国和西晋统治者虚美隐恶的地方。古人著史就是为统治者服务，陈寿著史时代较近，西晋承阼于魏，这是为时势所迫，身不由己。但难能可贵的是陈寿能于曲笔中有意透露给读史者真相。魏文帝曹丕之妃甄氏死于郭皇后陷害，殡葬时“以发覆面，以糠塞口”，属于暴死。陈寿在《文帝纪》中只写“夫人甄氏卒”是为隐恶，但在《郭后传》中写道“太后崩于许昌”，当时魏文帝宫室均在洛阳，为何甄氏死于许昌，由此可见端倪。

书如其史，史如其书。三国是英雄辈出，人物渊薮的时代，雄主创业，贤士立言，虎将建功，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功业固然多在可见之处，然而贤明君主常在不可见处建奇功。

刘备原为织席贩屡之徒，起于毫末之间，前半生颠沛流离，屡战屡败，先后投奔公孙瓒、田楷、陶谦、袁绍、曹操、刘表，长寄人篱下，乏功业可陈。然而为何人人以礼相待，明敬之曰皇叔，暗惧之曰枭雄，尤其是一世雄杰的曹操，梅园之中与落魄的刘备纵论天下，竟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让人百思难解。刘备所任武将关张赵云，官无豪

爵，財无金帛，但誓死相从，关羽千里走单骑，赵云三进杀阵，固然是关张赵生性高义，难道这里就没有刘备之功。赤壁之役刘备于逃亡危难之际，一夕而成起霸业绝非偶然，刘备居功甚伟，功在无为之间。

善得人心。刘备善得士心，得将心，得民心。徐庶投操，刘备十里相送，使徐庶终其一生不为曹设一谋。诸葛亮固然是千古奇士，但能委身三顾的除刘备也再无他人。刘备桃园结义，关羽死后，刘备明知不宜东征，但愤然起兵全其始终。曹操南征刘表，襄阳逃亡生死存亡之际，刘备不忍抛弃随从百姓，“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刘备之言真是可赏可叹，可见得人心是为人主的第一功。

以德服人。刘备在给刘禅的遗诏中曾道“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可谓对其成功的最好总结，《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可见先有立德，后有立功。刘备能服人用人靠的就是德义，在乱世之中能将德义贯彻始终绝非易事。刘备树匡扶汉室的大德，守君臣之义，兄弟之义，守义不辱。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划三分天下之势，言明荆州是用武之地并屡权刘备夺取荆州，然而刘备至刘表死，刘琮降，始终未曾相欺。这是不为眼前之利而失大德，失人心。

一本史书，一个帝王，一段可歌可泣历史，无字间无为间气象万千，真是好书不厌千回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