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专业毕业论文：曾国藩汉宋调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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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起事的太平天国之乱便滋扰长达十五年之久。内忧外患导致国事日非，而清廷的国势，亦日益衰颓。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者治学的次第，也是儒者为学的目标，除了「内圣」，尚须「外王」，亦即所谓「经世致用」也。尤其政治社会面临危机的时代，「经世致用」的观念便会更加活跃，晚明的东林学派、清初的颜李学派都是有名的例子，即如清初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亦皆有用世的理想。而考据学家的治学范围，除经学而外，广及文字音韵、天算地理、史学制度、金石校勘等等，而其所标榜，号称实事求是，但其流弊，如前所言，已流于琐碎的笺注主义，甚且脱离现实，于儒者经世之旨，了不相涉。章太炎云：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楉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纡死。12 魏源亦云：

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鈲析，视国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黄南雷、万季野、全谢山诸公，即皆摈为史学非经学，或谓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3

因归咎王学空谈误国，主张征实致用而兴起的考证学，发展到最后，却是「经世先王之志衰」、「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面对内外交相而至的变乱，学者警悟到笃守古经，钻研书本已无益于实际，因考据学全盛之后而衰竭的学术致用之说乃又兴起。今文学派的兴起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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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檢論》

見《古微堂外集》卷四＜武進李申耆先生傳＞，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四十三輯，台北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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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今文学派的兴起，始于武进庄存与（公元一七一九年－一七八八年），其为学以公羊学为据，专求微言大义，而不屑于考据，但因与戴震同时，所以不为世人所重，后学刘逢禄、宋翔凤于公羊学理论次第发明，至袭自珍、魏源、凌曙，今文学派乃披靡一时，直至清末，学术风潮几为今文学派之天下。而今文学派即主张通经之微言大义，求有用于世，并站在致用的立场上，对于汉学家治学仅限于古书

14训诂校勘，「言论不关于经义小学及观点不是汉儒古训的，不录」的

态度深致不满。

清代经学考据，或因本身流于琐碎之弊，或因时代动乱的刺激，渐渐为学者所讥评，而在汉学全盛时期饱受诋毁的宋学，其价值亦因此而再次受到公允的论断。以宋学为宗的桐城学派固不待言，即如今文学派的学者，其学虽主治公羊以求微言大义，但对宋学亦多肯定之语。如宋翔凤即说：

自孔孟之后，异端纷扰，惟董仲舒独言正谊明道。韩氏后为原道，学者始知道学为正宗。至濂洛数子，穷极性命，发挥义理，讲明切究，以归实用；朱子搜辑二程遗书，而后洛学大备。按程子易传，不用河洛先天之说，作春秋传，谓周正月非春，皆合汉儒，至其辨天理人欲之分，最为学问入门要路。学者守此，可以不流于释氏。朱子毕生之学，皆在四书，而于大学，改定前后如古本。．．．．朱子之学自足继往开来，非他儒所能及。15 可见宋氏不但不排诋宋学，反而肯定其成就。

因汉学本身发展至末流所产生的弊端，加上时代社会的急遽变迁，道咸以下，盛极一时的汉学已为一般学者所不满，而宋学的价值则再次受到肯定，曾国藩的汉宋调和论便是在这种思潮转变中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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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漢學師承記》序言，周予同選注，台北華正，７１初版 見《過庭錄〃道學篇》，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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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师友的影响

曾国藩在汉学独盛之后，能肯定宋学的价值而主张汉宋调和，除了因时代思潮的转变之外，师友的熏陶也是重要的因素。曾国藩曾自言其为学渊源于姚鼐16。姚鼐（公元一七三一年－一八一五年），字姬传，在汉学大盛时期，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为桐城派。姚氏论学亦宗程朱，其＜赠钱献之序＞云：

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着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17

姚氏将明朝久而后亡归功宋儒，其对宋学真可谓推崇备至。其门下四杰中18，又以方东树最为有名，捍卫宋学最力。而曾氏除受姚氏影响外，亦曾直接与方东树之从弟方宗诚讲学论辩。

方宗诚，字存之，学者称柏堂先生，受其家学影响，论学亦宗宋儒。方昌翰＜方柏堂家传＞云：「当咸丰间，益阳胡文忠公、湘乡曾文正公，皆以督师开幕府延览英隽。君方依吴侍郎廷栋于山左，文忠、文正同时币聘，未及赴。及江南平，文忠薨于鄂，君感文正知，复应聘。．．．文正移节金陵，督师北征，皆招居府。」19，又云：「吾邑以治古文名海内，自姚姬传先生后，惟君族兄仪卫先生东树实绍其传。君从仪卫久之，为之专且精。其后与吴侍郎讨论本源，而裁成于曾文正公」20。由上可知，曾氏论学颇受桐城派之影响，而桐城尊宋之学，自亦影响曾氏。

唐鉴（公元一七七八－年－一八六一年），是继方东树之后，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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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聖哲畫像記＞云：「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 《惜抱軒文集》卷七，《惜抱軒全集》台北世界，５４再版 18

《方儀衛先生年譜》以方東樹、梅伯言、管異之、劉孟塗為姚門四傑，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則以方東樹、梅伯言、管異之、姚瑩為姚門四傑。 19

方宗誠撰，《柏堂遺書》，藝文印書館原刻景印叢書集成三編。 20

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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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大力提倡宋学的学者，其编《清学案小识》，分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待彷录等，一以朱子家法为采择标准。其所谓道，乃程朱之道，故汉学家视为宗师的戴东原仅列于经学学案。而唐鉴既尊宋学，对汉学亦颇表不满：

（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师者必从其朔，得其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或数十百言，或数千百言，曼衍而无所底止，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盖穿凿傅会，亦在所不免。21

而曾国藩致力于宋学，则由唐氏之启发。据《曾文正公年谱》22记载：

善化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从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分门记录，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公遂以朱子之书为目课，始肆力于宋学矣。 由此可知曾氏曾直接与唐氏讲学论道，而因唐鉴以义理相劝，曾氏乃以朱子学为目标，致力于宋学。曾氏论学对汉学流弊亦颇致针砭，论宋学则主宗程朱，皆可看出桐城与唐氏之影响。以下即就曾氏的汉宋调和的论点加以分析说明。

三〃 论点分析

道咸以后，变乱纷起，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当日不可救药的原因在于人心陷溺，毫无廉耻23，而无耻则因「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聩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24，因此曾氏对汉学亦颇致箴砭，如：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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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學案小識》提要。唐鑑著，台北中華，５５一版。

黎庶昌編，曾文正公全集，台北世界８０四版。以下所引曾氏各種著述，皆在全集之內。 23

曾氏書牘卷二＜復彭麗生書＞云：「足下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國藩私見實與賢者相吻合。」 24

見曾氏書牘卷一＜覆賀耦庚中丞＞ 25

見＜歐陽生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