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03中国市场经济十年疾行

而强势机构进入商海，是对市场公平的损害。1998年中央严令强势机构退出商海。高层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过去许多年，军警法系统所办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经费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现在这一块拿掉了，不给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银来说话了，国家就得有更多的财政投入。

严格说，国家强势机构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这不是国家、军警法或老百姓谁吃亏的事，而是中国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中国社会不能承受越来越多吃皇粮的负担。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与老百姓相比，两汉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年代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1978年约为1∶50，1998年3300万人吃皇粮，约为1∶36，而2003年约为1∶26。据说日本目前官民之比为1∶236。

当然，中国吃皇粮的人并不都是官员，在1998年的3300万人中间，其中2500万人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剩下的800万人是官员。不知这中间是否包括编外的。李昌平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他曾上书为农民叫苦，他反映，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20来人，超编130多人。因为上书，李在家乡呆不住了，上京谋事。

精减机构最烈的要数1998年，国务院部委从41个减为29个，800万官员要下岗、分流400万——这是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东进透露的。那年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到2003年，体改办自己也悲壮地关门下岗了。

机构要精减，但官员在其位更得谋其政。谁来评判？

1993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之前，地方选举出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贵州省原省长作为候选人之一落选，而由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陈士能当选为省长。浙江省对省长实行等额选举，副省长实行差额选举，然而惟一的省长候选人却未能获得多数票，而非省长候选人的副省长万学远却以多数票当选。

据了解，当时中央高层表示，严格依法办事，尊重代表意愿。

这之后，有官员因失职被罢免，有官员因腐败被惩处，官员上上下下已不新鲜，且犯事官员官职级别连创新高。

也有人不想当官。蓝胜利是1994年当选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市长的，在任上他曾鼓励人们承包荒山荒地，但没有人听，于是他辞去市长职务，1997年元旦注册了自己的农庄，上山开荒。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说蓝先生辜负了上级的培养。

官员辞职的越来越多了，但贿选的传闻也多了。

对于下岗职工，中国不能照搬国外的保障方式，也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大包大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痛苦，会有不公平，但不能停下来，必须向前走。

政府不能不作为。1996年7月11日，有渔船在广东雷州海面遇难，渔民请求政府出海救人。雷州市水产局副局长兼渔政海监大队长钟进命令“要收费才开船”，结果五六个小时愣没动窝，生生看着12名渔民遇难。

政府不能乱作为。1997年山海关的一段长城被扒了修路，3个月后才被山海关文物旅游局发现，大家很痛心。但也有人因为少绕路了而给政府送去一块匾，上书“当代愚公”。

对执政者来说，感情重要，理性更重要。1998年5月14日中央召开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其指导思想是认真负责、尽力而为、突出重点、加强调控。其中“尽力而为”非常惹眼。

对于下岗职工，中国不能照搬国外的保障方式，国家没有雄厚资本。中国也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大包大揽，否则中国就不必改革开放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痛苦，会有不公平，但不能停下来，必须向前走。

其实，在1998年，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就业观念已有很大改变，就业机会也空前繁多。据当时调查，北京“隐性就业”的下岗职工占全部下岗职工的80%以上。

教育是政府应当关照的领域之一。尽管许多人认为政府关照得还不够，但以市场价值来判断，教育和知识确实受到社会空前推崇，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扭转。

据调查，1990年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与大专以上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1.2，1996年这个比例拉大为1∶1.7。1997年留英博士沈浩以专有技术作价510万元入股，占深圳市汉德胜化工涂料有限公司17%的股权，并出任总经理。这是中国较早的知识直接变为财富的实例之一。

在教师收入大幅度提高之时，有一个危机值得注意，那就是人数多至百万千万的打工者的子女的失学问题。

中国的教育经费是按属地划拨的，打工者子女的户口不属打工城市管辖，打工子弟学校又因为“影响市容”而被城市围堵，如此多的孩子的失学，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是长久的，十年种树，百年育人，打工者是不会再回到乡下去的，如果将来大城市中出现一个像纽约高犯罪率的黑人区的地区，将是令人担忧的。

作为一个产业，农业不应该被政府特别关照。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积弱的农业又必须得到政府关照。

中央高层已多次明令取消涉农收费，并把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这是稳定农村的关键之举。上面的政策不错，但到下面就走样了，盖因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官与民争食。

对决策层来说，所面对的是计划与市场混杂的社会形态，是一条不能停下来设计好了再行动的大船，很难找到最理想最纯粹的路径，而只能权衡利弊实行次优选择，理想与现实，效率与公平，有时难以兼顾。

10年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

对执政者来说，所面对的是计划与市场混杂的社会形态，是一条不能停下来设计好了再行动的大船，很难找到最理想最纯粹的路径，而只能权衡利弊实行次优选择，理想与现实，效率与公平，时时难以兼顾。

在这10年里，国企改革仍在继续，市场培育已见规模，政府职能初步改变，法治形态急速建立。港澳如期回归了，三峡顺利合龙了，奥运申下来了，ＷＴＯ也进去了，眼下又加入了国际航天俱乐部。特别是ＷＴＯ，开放拽着改革跑，想后退想关门都不成了。

当然也出了沈太福非法集资大案，中农信巨亏关闭事件，股市黑幕频频，资本外逃难止，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心态浮躁。成克杰腐败了，赖昌星逃跑了，吕梁蒸发了，靳如超爆炸了，胡志标坐牢了，山西某地出假酒了，南丹拉甲坡矿死人了，明星们又逃税进去了??

黑白相间，良莠不齐，但中国社会整体上正在向前走。

早在1995年，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生产环节的行政管制程度为20%左右，行政管制的劳动力总数约..8亿人，占城乡从业人员总数的30%，金融机构政府管制为72%。除去政府管制，余下的便是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在65%左右，已接近“准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

又经过8年的改革开放，这“接近”两个字应该拿下了，“准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当不算夸张。

中国人有些钱了。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210.6亿元，1997年达到4.5万亿元，2003年7月已突破10万亿元。1993年中国申奥失败，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还不是看咱ＧＤＰ增加了近3倍？

其实，现在国际上已经不时兴ＧＤＰ了，而是发展指数，简称ＨＤＩ，主要是把诸如环境、平均预期寿命、扫盲率及全面福利等因素统在一起加以评估。1998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106位。

排在前5位的是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和冰岛，这些国家咱不服气不成，但中国前面还有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看了总让人有些想法，香港25，泰国59，马来西亚60，朝鲜75，连阿尔巴尼亚都排在中国的前面。

这通俗的解释就是：咱有钱，小楼数幢宝车多辆手上大金镏子一个指头上闹俩，但咱一出门满眼净是烟尘满鼻子净是猪圈味，咱一出口话不成句还挺粗，于是咱的ＨＤＩ就低。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Ｗ·格尔对此也有感觉，他在《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学术讲演中说：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中国正处在美国1880年的水平。

所以，现在大家变了，不光谈钱了，而是讲环保，讲可持续发展了。

但遇到问题，谁说了算？

这两年汽车大发展，负面影响就是道路拥堵，大气污染，于是有人提出要限制汽车发展。此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不！今年以来，北京一半以上的工业增长是靠汽车拉动的！”

所有急速发展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中国都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