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人：官僚与政客 - - - - 笔记

与官僚的劳动分工促使政客把他们的政策观点纳入一种相对简单的意识形态结构中，而官僚却处在一个技术专业和具体操作的世界中，这使他们倾向于在一些问题上“左倾”，在另一些问题上“右倾”的不可知论的观点，而且他们逐渐磨灭了永久的意识形态观点。

一， 精英意识形态概说；当我们在七个国家中探讨制定政策者的意识形态观点的时候，我们假设，对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的态度与对社会改革的态度相互关联。五个核心变量中的三个与国家干涉主义的态度有关，两个用来徇对社会改革的态度。

二， 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我们分析的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设想是，西方的精英们在左和右的意识形态范畴内具有充分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应该把所有这五个测题密切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三，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政策和未来我们已经了解到，官僚和政客在硗右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全乎情理地有关一贯的和明确的立场，而且二者的差距颇大，这就造成了西方政治中本世纪所发生的大多数的政治斗争。对官僚为什么只赞成有限的政策变动的部分解释，是因为他们意识形态的中间主义立场。他们的行为规则：首先，冲突对于这两组人有多显著？我们的每一次采访都多次触及社会和政治冲突问题。第二，对于每一个决策者来说，有关冲突特点较为间接的反映，来自一项关于两个政策问题讨论的重点分析。第三，探讨被调查者对冲突的看法，是根据这样一个问题：“该国政党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什么”。

四， 意识形态的起源；我们已经看到，在政客和官僚中，一个决策者在意识形态上左派或右派的立场，十分重要地预示着他的信仰和种种价值观。对于政客，党派偏见和意识形态强烈地体现在社会政治进程中。政客的党派和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二者相对地都可断定源自他们父辈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对于官僚，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关联较松散，此外，意识形态显然受官僚影响；党派和意识形态很少瑕社会和的联系。结论：我们调查的结果中，最清楚的意识形态的对比是在两级分化而偏左的政客和一贯持中间派的立场的官僚之间。典型的政客在其政治观念和政治刺激结构的引导和制约下，明确地表示广泛的选择；典型的官僚更大的举，古玩在现行政策的范围内做出决定。被调查者中一贯的中间派，必然注意现有政策的倾向性。他关心是这样，而不是可能是这样。

第六章， 我们探索了官僚和政客对于民主，自由和多元化，平等与参与，范围的一些重要问题的后尘，解释了这些问题的根源。

复杂的现代国家怎样才能得到民主管理？这是一个令时政评论者长期极为关注的问题。

一， 民主理想的模式；在西方立宪民主历史上，民主理想影响民主制度的发展是显然的。制度上每下一步重要进展，老师以潜在的社会首先原则的哲学探讨和详尽阐述为前提的，于是，这些“有益的理想”逐渐从哲学家传播到芸芸众生，最后在制度形式上体现出来。当然制度本身已经对政休的反应做出了巨大的独到的贡献，民主实践已经影响到理论和其它方面。我们的论点很简单，这就是民主理想问题。

二， 对赞同政治自由和竞争的测量；一套测量有关赞同政治自由和竞争之间紧密联系的题目，虽然其测量面较通常的小些，但是适用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的。星我们缺少有关法国和美国以及瑞典政客的自由意志论主义的可资比较的原始凭证，我们在这里主要依据的实例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这些国家民主历史的经验多种多样，它们中间流行的政治模式形形色色，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发现具有普遍性，至少整个西欧是这样。

三， 对赞同政治平等和参与者的测量；欧洲的每一项抽样调查，都悼念了造成政治平等的测题。不过，由于我们缺少取自美国国会的原始债主，所以，在我们有关美国资料的橱柜中空空如也。我们最直接测量对待平等和参与态度的题目是它作为人们有政治权利和应该进行广泛讨论的问题的平分而提出来的：“在政治和政府中，大众应具有什么样的角色作用？”这一不确定 的问题，激起了关于公事务中公民参与者的优点和缺点的广泛讨论，偶尔也引发过关于民主及其局限的探讨。

四， 两种类型的民主；民粹主义和多元论我们如此深入的调查，已经证实了欧洲的决策者中两种类型的民主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决策者，一类醉心于多元论，政治自由和竞争；一类偏重于民粹主义，政治平等和参与者。但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面，不是紧密相关？如果把他们连通起来，多元论者也就是民粹派，反多元论者也就是反民粹派吗？或者说，这种关联是负向的，即一个领导人越是赞成自由，他就越是反对平等吗？

五， 结论；在我们论述有关官僚和政客精英对待民主调查结果的广泛意义之前，扼要地总结一下那些调查是有益的。我们已经看到，虽然政客和官僚中的少数对民主持较多的怀疑态度，但大多数西方决策者基本上都同情自由和平等原则，包括民主理想。总的说来，政客比官僚对自由更多一份赞同，而且政客平等具有更大的热情。自由和平等，或者多元论和民粹主义，是相互补充又相互区别的原则。一个热情的支持者倾向于另一个热情的支持博得 ，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是互补的，虽然这种关系并不完善。赞成自由和多元认与赞同政治现状相关，赞同平等和人主义与政治改革相关，在这一意义上，假如其他情况不变，他们又是相互区别的。所有这些正象我们预期的那样。但是，我们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论者一个很具特色的政治作风，即他们不怕冲突，坚持信仰；但他们也为其对手辩护，并对和解留有余地。

第七章， 权力高层的相互作用

至少在理论上讲，官僚与政客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涉及他们联系的对象及这种联系的频率。在人经常声称，官僚生活于一个有结构性联系的世界。相反，政客则被认为是在调解涉及政府，政党和社会的各种关系。如果官僚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于政府正式的管理机关内，，如果官僚的关系网多数只是织到了他的上层和下层，那么些，政客则跨出了他的社会圈。与官僚的十分精确的世界相对照，政客的受来自政党领导人，利益集团，地方权贵和大多数参加投票的市民的多重愿望支配的。如果说曾经存在官僚联系模式与政客联系模式这种清楚的区分的话，那么，公众事务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使这种区别难以维持。公众事务的大量增长，把政客的一些传统性负担转嫁到官僚身上，而且强制性地促使他们改选一些政治性职能。如果精确描述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倾向的基本效果将会导致官僚在外部寻求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各先进的工业社会所面临的越来越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也要求政治决策的制定者要具有技术知识。当代政策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可能迫使政客直接把其注意力集中到官僚机关上，以便吸取与政策制定过程相关的专业化知识。

一， 联系模式；毫不奇怪，官僚与他们自己部机关的人们的联系最为密切。在某种持续性的基础上与部里的同等人和上级官员交往，是官僚生活的核心。

二， 联系的结构；当我们讨论特定体制内官僚和政客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系频率时，我们已经了一点点有关构成这些联系的方式。一些内在区分引出了许多有趣的关于各种联系模式互相作用的假说。现在，我们便着手对这些假说作一个比较完全的阐明，并且对与此假说相关的材料进行一番考查。

三， 官僚的联系模式和政治态度；官僚的联系模式与他们的政治倾向性相关联吗？象我们作者之一最初描述的“传统的”官僚认为，政治是可笑的政客是有害的，而且强调他自己的法律公正执行者的角色。这样的一个官僚或许很好地把他的环境分成政府和“他们”（由政客，利益集团和市民提出的权利）两类，并把他的他的相互联系限制为与行政系统内的面很窄的一部分行动者的联系。相反，“政治的”官僚则认为，倡导一些事情可以是他的角色的一个适当职能，并认识到需要扩展对其主张的支持。因此，他可能把自己看成与那些有不同的但正当的权利的各种各样的行动者有联系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值得的假说：赞成政治的态度应当导致产生（或产生于）比较广泛的联系网。

四， 官僚的联系模式和结构位置；态度和动机本身并不充分说明联系模式，因为人们所处的位置确定地有助于决定他们和什么人打交道。毫无疑问，官僚的政治行为倾向性是由他的各种机遇即他在政府组织中的战略地位限定的。

五， 政客的联系模式；我们关于政客中单个人的不同点的报告，按照他们的联系模式来说，可能相当生产力。对于谇职位的党员身份的可能影响，特别是对与反对党相对的执政党的党员身份的可能影响，我们曾作了详细探讨。

六， 官僚联系模式的跨国度比较；行政系统自身的官僚的联系模式几乎不随的变化而变化。美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说明了官僚与下设计院议员之间的直接联系的稍微不同的变化。在美国，按照比较持久性的行动者的长期的非正式条约，官员往往是被围起来的障碍物。

七， 结论；在对官僚与政客的各种联系模式的比较中，我们已经发现多数政客与比较广泛的社会力量有较好的联系，而多数官僚则囿于部门等级集团和利益集团共同织就的网络中。在对那些其相互作用确实扩展到他们的直接职务以外的官僚的较密切关注中，我们已经能够根本上区分政治性调整的相互作用的两种特征。一种特征与我们隐喻性地所说的政治体制的大脑，行政系统内的政策制定诸中心相联系。另一种特征与

我们所说的体制的传感器，行政系统外的阐述需求的诸部分相联系。同行政系统内的各部分的联系，是与对多元政治的认可和对行政管理的政治性方面的特定的情感一致的。而同外部的各阐述需求部分的联系，则基本上不受个体态度的影响。同样，某们官僚在等级集团中的职位越高，他与政策制定各部分的联系就越经常，而与阐述需求各部分的联系则越不经常。

第八章， 官僚与政客的角逐：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动能与均势

过去的一百年已经证明了两种引人注意的社会趋势：一是带头新问题和新需求的各新的群体在向政治领域运动，二是提出这些新奇而以又复杂的问题的国家权力机关在膨胀。这两种趋势已经影响了公众政策的制定方式，并且使制定决策的精英构成有了新内容。广大选民已促使各政治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获得权力和理想上。国家权力机关的增长，已促使集中了技术知识和掌握详情的各政府组织的产生。

个案研究得出的教训；在我们之前，其他人已经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官僚角色和政客角色作过研究，并从这些个案研究中抽取证据，尽管这些研究必然地要比我们的调查更多地使人留下，介它们也是更密切地与政策制定过程的直接环境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发现可能由于与大量的个案研究的结论联系在一起而增加了意义。让我们首先考虑关于政策从提出到执行过程的几个成功描述的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