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

收总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5%。同时政府还要求压缩预算支出，削减各种补贴和国家投资。在货币政策上，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政府下令减少货币发行，控制银行信贷。

二、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选择激进式改革的原因

在政府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的市场基础还比较幼弱，这决定了中国政府改革不能像国外有些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一样，在某些领域政府权力一次性完全退出市场，因为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不再发挥作用。那么，由市场环境的恶化和政府失灵带来的一些后果，民众是不一定会有清醒认识的，但民众不会去怨恨市场，而是去怨恨政府，这就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成熟一个领域退出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退出，但这个领域不能成为无政府社会，必须找到替代品，那就是通过自治性的行业协会或者非政府组织来进行自治，政府负责标准制定和宏观监管。

我国政府改革采取渐进式的改革较为稳妥。政府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总要有一个目标和“路线图”，其目标是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能有效地使政府承担起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其路线图应该是：促进经济增长——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和公民社会、治理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宏观监管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当然这不是一个截然分开的过程，而是一个有主有次而又互相融合的过程，需要党和政府部门通过制度改革和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来推动改革。

中国渐进式改革避免利益矛盾激化，利益转移比较隐蔽,也因此使利益再分配格局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很凸显。具体而言，从利益关系角度出发，这种“转型与发展同步进行”的模式弱化了利益矛盾的爆发性中国社会转型模式的社会运作逻辑。可以归结为利益相对均衡下的系统整合，是强国家、强社会发展模式雏形实现的良性体现，相对的公平与绝对的效率既有力推动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又实现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平稳过渡。

俄罗斯、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在彻底推倒原有的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法制度，因而，它的方式必然是激进的，全面的，整体性的。他们在经济转型初期之所以选择“休克疗法”，其中既有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因素，也有人们主观认识的原因。

1、对渐进改革失去信心。客观的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前苏联、东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矛盾不断激化，弊端日益显露，出现了“制度危机”。为了缓解这种危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曾进行过局部的改革，如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60年代以来苏联“完善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波兰和匈牙利的行政分权改革等，但因为未触动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效果不够理想。到

了80年代，苏联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进入90年代情况更糟糕。对此，广大民众对旧体制的不满日益加重，产生了与旧体制决裂的愿望。与此同时，学界和政府在总结经验时，也大多认为必须以激进改革取代渐进改革，一步到位地实现经济体制转型。

2、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迫使各国寻求危机应对策略。计划经济体制积重难返，局部的改革又收效甚微，导致了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严重恶化。严峻的宏观经形势又引发了各国的政治动荡，各国共产党政府纷纷倒台。苏共在1989年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1990年地方立法选举中失利，激进民主派崛起，政治保守派发动攻击。这些都严重削弱了苏联政府控制局面的能力。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苏联、东欧国家解体。俄罗斯独立后，面对衰退不堪的经济，叶利钦认为应该痛定思痛，进行深刻改革。

3、特权阶层维护既得利益的选择。在俄罗斯转型前的几十年里，为数不少的手握重权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和专制的制度已经在为自己收敛物质利益。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党和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进行了事实上的私有化。这些政府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俄罗斯转型时期硬生生地将少数人的态度扭曲为俄罗斯民众的意愿。

4、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压力。在决定前苏联、东欧国家选择经济转型方式问题上，外部力量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主要西方大国和有它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师姐银行等国际组织，把采用休克疗法立即实行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作为提供贷款和减缓债务的条件。叶利钦和他的领导班子为了得到外援默认了激进改革。

三、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各国的改革而言，都是要改革不适应甚至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就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而言，都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健康、快速、可持续地发展。所以从改革的动因、方向及目标上看，两种改革方式并没有大的差别。

而在改革所采取的步骤与方式上，二者又是有差异的。激进式改革是主张快步进行，一步到位，如尽快放开价格，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及取消经济控制等，其指导思想是“跨跃深渊时不可能用两步”。而渐进式改革则主张分阶段进行，逐步到位，如价格改革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实行了双轨价格，在放松管制和经济控制上也是逐步进行，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推进，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进行，其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就一般意义而言，渐进式改革比激进式改革要稳妥得多，风险要小得多。一国领导人或一国政府作为理性人来说，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选择渐进式改革，以避免风险。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共和国国家没有选择渐进式改革方式。首先，以前这些国家包括前苏联在内尝试的局部部分改革未能提高生产效率，其主要原因是范围太小，不足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年代后半期，苏联的计划经济从内部已经开始分化瓦解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量曾一度下降了70%，这种混乱的局面和分崩离析的经济使国家能力急剧削弱，联邦政府已很难控制局面，继续走渐进式改革道路已不可能。对这些国家来说，激进的改革方案只能是惟一的选择。至今为止，那些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的国家，大多都经历了通货膨胀、产出降低、经济秩序混乱的过程。

渐进式改革是激进式改革的前提与准备，激进式改革是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与深化。我们的改革首先只能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如果条件尚不具备，认识尚不充分，人民群众尚无改革的思想意识时，就匆忙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难免会引起混乱，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反之，如果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己成熟，就应适时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以巩固渐进式改革的成果，并将渐进式改革引向深化，最终取得改革的胜利，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我国经济转型现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华大地上全面铺开，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各方面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一是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步伐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进展，国有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趋于宽松，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三是市场体系趋于健全，市场规范化建设取得成效。四是财政收支管理体制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实施，财政金融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这要归功于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确立。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不至于激化矛盾，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我国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逐渐培育市场、保护弱质产业和经济关键部门、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注意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因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分阶段的渐进式改革及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双轨体制，为权力渗入市场提供了条件，为各种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留下了体制性空间。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渗入往往会造成经济信号重叠扭曲，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并滋生一个“吃双轨体制饭”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也是我国近些年租金规模较大、寻租现象较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仅会成为改革中新的阻力，而且会增加新的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 正如萨克斯等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中国改革在开始阶段回避了最困难的一些问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中国的改革路径有可能缺乏可持续性，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问题。因此，渐进式改革到一定时间就很难再“渐进”下去，尤其是进入改革瓶颈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迅速采取激进式改革方式，以推动改革全局，缩短转轨过程。

我国当前的改革己经进入到这一改革瓶颈阶段，即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早在年就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温家宝总理最近在答记者问时也曾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截然分开。因此，进一步的改革是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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