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梦想,同一种焦虑：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

性，但中学阶段应该把学习成绩放在首位。毕竟，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生活都不止眼前的爱和自由，还有明天的挫折和困苦。

读懂焦虑：对社会进步的期待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二） 细说焦虑：深层次因素是社会压力

焦虑来自于对比——别的学校有，别的孩子在学。南京市第三幼儿园的家长余先生说，自己越来越害怕跟其他家长聊天，他已经给女儿报了美术班和英语班，未来还打算报一个幼小衔接班。“原本觉得孩子负担够了，但是跟其他家长一交流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在大班就已经开始学习写字甚至是硬笔书法，理由是上学后考试能比别人快一点。这样比较下来就会莫名地担忧，别人学你不学是不是就会落后了。”

别的学校有，别的孩子在学，这是家长焦虑的来源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说白了就是攀比，有时候家长甚至没搞清楚自己在焦虑什么，就三人成虎形成了恐慌，把正常的学校教育过程妖魔化了。然而，焦虑的家长总能在“对比”中发现落差，千方百计抢先出发；总试图领先于人，而担心屈居人后。于是，在无休无止的自我较劲和竞争妄想中，家长们不断给孩子增加重负。

焦虑来自于选择——学和不学，就在一念之间。选择买房或交择校费，还是选择优录？选择A校的幼小衔接，还是选择B校的俱乐部？选择高中出国，还是选择国内高考？不夸张地说，中国家长面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选择时，之所以“举轻若重”，甚至患上选择恐惧症，是因为他选择的不是某一种现实，而是在选择未来。

南京白领齐亚萍在给孩子选择培训班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每一种“加码”都是希望给孩子的未来增加多一点的选择权。“既然做了选择，就要全力以赴，不给将来留遗憾，但放到孩子身上，常常又会很矛盾，对处在童年的孩子来说会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快乐和学习之间如何平衡，是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难题，毕竟童年只有一次。”齐亚萍说。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于所在群体的社会压力——进不了前100名，这辈子就完了。除了极少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大多数家长都会产生焦虑，且不分群体。而这种焦虑无疑与当下社会的板结化密切相关：柳传志的女儿一统网络搭车帝国，王健林的儿子成为举足轻重的网红，而寒门难出贵子。教育焦虑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是：家庭的见识与父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殷飞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教育跟过往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所有人都想要教育好孩子，但最终能够付出的水平不一样，结局也会不一样。中等收入群体不是怕穷，他们是既害怕社会结构固化，自己的下一代无法再往上攀升，又害怕社会结构变动太快，稍有不慎就往下滑。社会压力的释放点聚集到教育上，就产生无穷无尽的焦虑。从根本上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命门不仅是教育，其他方方面面都有不安。”

对广大寒门学子来说，教育焦虑更多是一种“纵使命运不公，我也无法不用尽全力”的酸楚。高校农村学子比例长期偏低，一些农村学子直接放弃高等教育，“读书无用论”早已在农村蔓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认为，部分农村家庭功能缺失，父母外出打工，农村教育独木难支；大城市以户籍为主分配教育资源，随迁子女难以接受优质教育；二流、三流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断贬值，使农村家庭认为受教育的成本高于回报。

焦虑情绪的社会“大环境”是怎么构成的

压力之下，不少家长都把“拼孩”变成了一项艰巨事业来完成——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大学。家长们相信，一路的优质教育是孩子优质未来的保证。问题是，谁又能保证失落的不比得到的珍贵？这些是不是孩子自己的理想？

“面试的时候，我问孩子你最喜欢什么。她冷冷地说，英语课。我给她一颗巧克力，她看了一眼就交给了身边的母亲。”上海某知名小学校长曾向半月谈记者感叹，现在的孩子不快乐，甚至常常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是对他们进行某种“测试”或“评价”，他们只好努力去成为父母渴望他们成为

的那个孩子。一位家长则无奈说道：“谁愿意给孩子那么重的负担，问题是大环境就是这样。”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周忆粟认为，中国的亲子关系，以家庭为单位来传递各种资源。目前70后、80后家庭大都是4—2—1/2的家庭结构，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父母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两个孩子身上。这是焦虑的物质基础。

焦虑的社会基础则有多种构成。“在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看来，房子是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孩子则是家庭向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晋升的希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表示，对“下坠”的恐惧促使他们坚信“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理念，如果难以做到，就会患得患失，比如反对异地高考，反对高考减招等。与富裕人群相比，中等收入群体认为自己的孩子最输不起，这部分孩子也恰恰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沪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消费占家庭收入比重超过15%，其中56.8%的家庭这一比重在16%至30%。一些不算富裕的家庭也争先把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不惜负担每年超过10万元的学费。

人类学家项飚曾用“蜂鸟”形容北上广的年轻农民工群体。其实，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焦虑也如同蜂鸟，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以避免下落。在“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不停地“振动”或者奋斗才能让他们获得安全感。

让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前不久，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秀兰的署名文章《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在微信朋友圈广受热议。文章提出“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这一教育价值的反思性问题。其核心，仍是教育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文军教授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一纸文凭，就是迈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入场券。到今天，高等教育的扩张降低了文凭的交换价值；

经济高速发展使各行各业积累起一批社会精英，他们将优势和资源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下一代。“从社会发展内部规律看，资源日渐集中，社会流动性降低是正常现象。”

然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功能不容改变。这就需要教育机会更公平地向社会所有人开放，更多人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的评价、选拔机制更加科学，能够关照每个人的成长、成才。

在上海，持续多年的“委托管理”，使大量农村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使农村学校出现了生源回流的可喜现象。在城区，正视校际差异和“择校”现象，自2015年起推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以增加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此外，全市分批推进“新优质学校”建设，实行“绿色指标评价”，在改变学校育人方式的同时，引导家长逐渐放下功利和焦虑。专家表示，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犹如“大象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上海经验”值得坚持和推广。

《小别离》剧中，三位小主人公选择出国是为了逃避中考。最近，教育部出台中考改革方案，旨在通过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招生录取办法、取消特长生加分等四大举措，克服“唯分数论”，实现招考从“招分”到“招人”的转变，可谓直面家长的教育焦虑。

吴遵民认为，必须看到，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学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求学之路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同样需要更优质、多元的教育资源。“高校专项计划等‘高考扶贫’举措并非长远之策。高考改革如何运用综合评价，使其体现农村生的特殊品质；自主招生制度如何优化，给没有光鲜证书的寒门学子更多机会，都值得深思。但最根本的，是要完善‘教育扶贫链’，补上农村教育的欠账，才能避免贫困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吴遵民说。

焦虑越大，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社会对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的期望值越高，但将社会“减压阀”和流动“调节器”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教育身上并不合理，也不可能。因此，有专家也指出，根本性解决教育焦虑的密钥在教育之外。只有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