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知识要点整理（先秦-南北朝）

在艺术上，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它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得当，详略有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来杜甫的《北征》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

四、正始文学

（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

1、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

2、在艺术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进一步文人化。

3、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

（二）成因 1、 政局的变动。

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

2、 玄学思潮。

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谈玄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是正始年间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人，也即正始名士。正始中期后，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

“竹林七贤”——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

玄学在内容上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在文人人生态度也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他们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二）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司马氏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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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第三章 西晋文学

西晋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造成了他们作风浮华，思想平庸，耽于逸乐，肆于物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然丧失了崇高的精神与激荡人心的活力，而与浮华作风相应，自然也就更崇尚绮丽与繁缛，追求技巧与与形式，刘勰所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倾向，其原因即在此。

西晋主要作家 1、潘岳与陆机

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钟嵘在《诗品》中将他们二人置于上品，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评。

潘岳（247-300），字安仁，他是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为奇童。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出任贾充司空府掾，以才能为人所嫉，栖迟十年。后来先后任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

他的《悼亡诗》，写其赴任前对亡妻的悼念怀想，尤其感人，正由于他的影响，“悼亡”成为后代诗人追念亡妻的专让题目。潘岳不仅能诗，同时也是西晋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赋今存二十余篇，在各类文体中数量最多，著名者如《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其赋作中，仍以写哀情而见长。故《晋书·本传》称他“善为哀诔之文”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曾官至平原内史，后世因称陆平原。 关于陆机的学创作，值得提及的有下面几点：

第一，他是西晋模拟诗风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作家。他尝试了乐府、古诗的各种题材与各种格式，这类诗今存约四十余首，超过今存诗歌总数之半。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是模拟《古诗十九首》的《拟古诗》十二首。

第二，他诗的风格特点是繁缛，繁绔是与他过分追求呈才炫博的写作追求有关的，对此时人张华曾讥刺说：“人之作文患不才，子之作文而患多才。”刘勰《文心雕龙·熔裁》中说他：“缀辞犹繁”。

第三是表现手法上，他的诗喜用华丽的词藻与对偶句式。词藻的华丽使他的诗歌带上了更明显的贵族化特征，而对偶的过分追求则使作品显得呆板而少变化，丧失了作品的灵动。

其赋作中《文赋》一篇，是一篇文艺理论专论，对文学创作的过程作了细致深入的论析，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

2、左思与刘琨

左思与刘琨在西晋诗坛上是两位比较突出的作家，左思继承并发扬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作品内容充实，富于力度，有“左思风力”（钟嵘语）之称；刘琨当晋末乱亡之际，抒英雄失路之悲，清刚悲壮。二人确为当时文坛之骄骄者。

左思（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

左思作品今存十四首。除《咏史》八首外，还有四言诗《悼离赠妹》二首，《招隐》二首，《杂诗》一首，《娇女诗》一首，另外还有《三都赋》。左思是一个诗赋皆能的作家，但在这些作品中，影响较大的还是《三都赋》与《咏史》八首，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这两类作品，《咏史》八首是奠定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成名作。

左思是很重视赋的创作的。《三都赋》则是他精心结撰的心血之作。此赋的创作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一时声名鹊起，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三都赋》的始被忽视终被推重的过程，表明汉魏以来人物品评之风，在当时士大夫中仍颇流行，权威人物的品目评论，对于文士建立社会声誉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咏史》八首，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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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题深刻。作品中写自己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抗争，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充满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的浪漫意识，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由于作品在对抗与冲突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因而成为建安风骨嗣响。钟嵘称为“左思风力”，正指出了这一特征。

第二，以咏史的方式抒写怀抱，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开创了咏史诗创作的新路。咏史诗的创作始自班固，建安以后也有不少作者，但写法上大抵是实咏史事，略述感概。左思的作品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怀抱，是咏史诗的一种新创，对后代诗人咏史之作提供了很好的范型，因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语言精当，出语自然，虽有对句而不刻意工巧，不重词采而形鲜明，运用典故又恰当贴切，借古讽今又思致深刻，所以钟嵘评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

刘琨（270—317？），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附近）人。他出身大世族，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少年时期以雄豪著名，颇负志气，与祖狄交好，有闻鸡起舞的故事传世。刘琨的诗歌现存的只有三首，一首四言《答卢谌》，两首五言即《重赠卢谌》和《扶风歌》。尽管现存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却能以刚劲清拔之气抒写英雄失路之悲，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因而受到了后代诗评家的好评。钟嵘在《诗品》中说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称他“雅壮而多风”。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则云：“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数横槊建安中。”将他的诗与曹操相提并论，他确实是建安悲壮慷慨之音在西晋末年诗坛的回响。

3、郭璞及其游仙诗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他是一个博学有高才却不善口才的人。今存游仙诗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关于郭璞的游仙诗，。

游仙诗是中国诗歌中的一个种类，其起源甚早.大致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正宗”的游仙诗，另一种是有明显寄托的作品。寄托者则往往是借游仙的形式抒写作者的怀抱与感慨。郭璞的 《游仙诗》无疑属于后者。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是“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正说明了他借游仙以抒怀的特点。

郭璞的游仙诗对后代诗人影响甚大，唐代诗人李贺、李商隐，元代的杨维桢，清代的龚自珍等无不受其影响。用神仙灵异寄托怀抱，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的特点，郭璞应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第四章 东晋文学与陶渊明

东晋历104年，就文学而言，玄言诗的盛行是这一时期的基特征。只有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才改变了文坛的面貌。

一、玄言诗及其流行的原因

所谓玄言诗是指东晋时期以诗歌的形式阐述玄佛哲理的诗歌。这种诗歌大都抽象枯燥、缺乏形象性，因此，可以说它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段歧途。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个流行近百年的创作倾向，且有大量的作家，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则是孙绰与许洵。东晋诗坛玄言诗流行，究其原因是与这一时期文人的心态及玄学清淡的盛大行有关。

玄学以老庄思想为中心，但这一时期玄学有了新变化，随着江南佛教理论的传播，有许多重要僧人多与士人交往，形成玄释合流倾向，玄学中增加了佛理内容。玄学佛理都有较强的思辩色彩，当文士们在生活中以谈论佛理玄理作为表现他们的高雅情趣时，也就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东晋玄言诗的兴盛的根本原因即在此。

二、陶渊明 陶渊明是晋宋之际最优秀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底例证。正和他的诗一样，他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 ——朱光潜《陶渊明》

（一）陶渊明生平与思想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为东晋初名臣陶侃。陶侃以军功而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在东晋是地位显赫的人物。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到了陶渊明这一代，由于父亲早亡，家世已经中衰了。

现在我们接着来谈陶渊明的生平。陶渊明的一生，简单地说，可以分为闲居、出仕、隐居三个阶段。所谓闲居即二十九岁出任江州祭酒之前。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约在他三十五岁时，这次出仕是到江陵，担任了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陶渊明的第三次出出在他四十岁时。这次出仕先任镇将军刘裕的参军。第二年改官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同年八年，他又以“耕植不足以自给”，求任彭泽令。但到了十一月，就以“不愿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官。从此以后，陶渊明再未出仕，从四十一岁起辞官至去逝，他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

陶渊明的性格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任真”，其思想的特点即是“自然”。“任真”也就是反对虚伪矫饰。当他对这种“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感到彻底的绝望之后，自然就选择了一条通过归隐田园以洁身自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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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陶渊明的归隐的原因主要是性格的原因，是其自然的质性和矫厉的官场生活无法适应的结果，是主客观不能调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的结果。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现实社会的种种虚伪与他的天性冲突时，他能够做到宁固穷而不改其节操，处贫贱而能心境怡然，在田园归隐的生活中，体会人生的价值与真谛。

陶渊明的这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1945年陈寅恪先生曾有《陶渊明之思想清淡的关系》一文，指出陶渊明的思想在继承魏晋玄学的基础上而发展的“新自然说”， “新自然说”的要旨在于“委运任化”，也即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

（二）陶渊明的作品

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一百二十五首，文七篇，辞赋二篇。他的辞赋与散文均写得很出色，《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桃花园记》均是其中的代表作。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最能代表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的是他的诗歌。他的一百二十五首诗歌，按照题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法，如有的分为二类者，田园诗、咏怀诗，有的分为三类田园诗、咏怀诗、哲理诗，或者如教科书，分为五类，田园、咏怀、咏史、行役、赠答。但若概括一些，大致而可用田园、咏史咏怀两类来代表，其中，田园诗的价值最大。陶诗的艺术特点，大致可有以下几方面：

1、平淡自然与诗意淳美的统一

陶渊明的诗，最大的特点是平淡自然，绝去雕饰。在他的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形象，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一切都是平平淡淡。似在不经意间如实道来。苏轼说他是“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朱熹说他的诗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说：“陶潜、谢眺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这些评语都说明一个意思，就是平淡自然。

但是陶渊明的诗虽平淡却不枯淡，而是韵味隽永。原因在于写诗时有深厚、热烈的情感，而且能做到造语精到。如《郭主簿》诗中有一句“中夏贮清阴”中的“贮”字，写出夏日的清凉可掬。《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两用“亦”字，却物我情融，耐人寻味，所以苏轼曾评价说“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说得十分中肯。金代元好问也评他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曦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2、情、景、理的统一

陶渊明的诗大都是抒情作品，他把自己的感情象一股泉水渗透于景物描写中，从而使情与景得到了有机的统一。陶渊明的写景，决不是纯客观地刻画景物，片面地追求形似，而是着重总体意象的把握，把感情融于景物之中，从而把人带入到诗中的境界中去。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个特点与后来谢灵运的诗形成了对比。谢诗重句，陶诗重意，谢诗雕琢，陶诗天成。所以方东树《昭味詹言》中说：“陶公不烦绳削，谢则全由绳削，一天事，一人功也。”

陶渊明诗不仅情景结合，有意境，而且还有哲理色彩。他常常用生活中朴素的语言，说明生活中的哲理，这使他的诗既有情趣，又富有理趣。比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气变吾时易，不眠知夕永”等等，这些诗句，均言浅而意深，意味隽永。

3、豪迈雄健：诗风的另一侧面

陶渊明的诗虽然以平淡自然为主调，但是他仍有豪迈雄健的一面，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称之为“金刚怒目式”。1935年，朱光潜先生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文中论及艺术境界时说：“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象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不同意这种看法，批评说：“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后来鲁迅又说：“陶渊明??除了论客们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精卫衔草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未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正是一个。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因此，我们在谈到陶渊明诗的风格时，除了平淡自然外，还要注意其豪迈雄健的金刚怒目式的一面。

陶诗的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咏史咏怀诗中。这类诗往往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平与愤激，因而风格偏于豪放。朱熹说：“渊明诗人皆说他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茅坤说：“及读《咏三良》《咏荆轲》《士不遇赋》，其中多呜咽感慨之旨。”都说明了这一点。清代龚自珍一首诗评得好：“陶潜酷似卧龙豪，浔阳万古松菊高。莫谓诗人兢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

（三）陶渊明诗歌的地位与影响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从两方面而言之。其一是他的人格，其二是他的诗歌艺术。

就人格而言，在于他蔑视富贵，不与黑暗污浊之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以积极的影响。后代的进步作家往往从他身上找到精神的寄托。如李白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的“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是无法忍受而“转忆陶潜归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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