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

这段话说明：在司马迁看来，孔子之所以写作《春秋》，就是为了惩恶扬善。后人常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说孔子的《春秋》在惩恶方面的作用。其实，孔子的《春秋》还有扬善一方面的重要功能。而且，光有惩恶而没有扬善，人们只知道哪些事情是坏的，

不该做的，并不明白哪些事是好的，应该做的。所以司马迁接着又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其中《春秋》所树立的君子的光辉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此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左传》的作者相传是左丘明，他与孔子大约同时。他生当于春秋末期，那正是一个王室衰微、诸侯蜂起、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他创作《左传》与孔子作《春秋》的主观动机也完全是一样的。关于《左传》的作者和产生时代问题，至今还不能说已经讨论得很清楚。

本人相信传统的说法，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他的生年和孔子前后相差不多。至于《左传》里面记载了他身后的一些历史，则是后人所补。如此说来无论在《春秋》还是在《左传》里的叙事，都含有作者的主观思想在内。他们写史的目的是记述往事，同时也是追寻理想。

他们生当乱世却向往着盛世，在批判现实中总结着历史，不但是在构造理想的社会，同时也是在塑造着理想的人。是他们把先秦君子文化人格中值得张扬的一面用珍贵的文字记载下来，并突显了它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当我们今天在领略先秦君子风范的时候，

同时也感受到了早期的中国的史学家们那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不但是在告诉后人历史的真相，而且是在引导着后人向着理想的社会迈进，向着更高的人生境界追求！本集讲了先秦君子在乱世中的理想追求。下集要讲的是先秦君子人格的民族文化特征。

上集讲了先秦君子在乱世中的理想追求。本集要讲的是先秦君子人格的民族文化特征。我们在本课中所讲述的先秦君子文化人格主要产生于西周春秋时代，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有许多在那个时代被人们高度赞美的言行，

如表现君子风度的赋诗言志，在后世并没有得到延续。但是，作为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精髓，却具有长久的民族生命力，因而关于他们的故事在后世也就广为流传，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二 先秦君子的人格特征

首先，先秦君子文化人格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的个人，从一开始就隶属于家庭、氏族、国家等群体。作为这个社会的君子，他们所追求的道德行为规范从各个方面都要服从于这一群体的最高利益，

他们的人格风范也必须经受住这一群体的认可和检验。他们所肯定的君子最基本的道德孝 忠 义是“善事父母”的“孝”，这是在《说文解字》、《尔雅》里面说的。“上思利民”、“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和“临患不忘国”的“忠”，

这个（是）《左传·桓公六年》里面的话，和《僖公九年》、和《昭公元年》都有记载。以及“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的“义”，这是《周易·系辞下》的话。他们所赞赏的人物是那些“不忘恭敬”的“民之主”，是深懂得“鸣谦”、“劳谦”、

“捴谦”之道的“君子”。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讲过。我们看那“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的“都人士”之所以受到诗人的称赞，

是因为他们为“万民所望”；那“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的“彼其之子”被人歌颂，是因为他们可为“邦之司直”。真正的君子，总是把自己作为国家群体的一员，积极投身于宗族国家的事业里。在《诗经》雅颂的赞美诗里，歌颂文王、武王的赫赫功业，表现诗人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之情是最主要的内容。

像《诗经·周颂·清庙》里面所说的，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诗经·周颂·清庙》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在祭祀文王的祭典上，这些公卿列侯们指天发誓，

“对越在天”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周人的事业。在《大雅·假乐》这首诗里，诗人赞美了周成王能守成功的德行，同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成王的爱，这也是对自己宗族国家的爱。诗人歌颂周成王给周民族带来的幸福是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表示自己和众卿士一样忠诚于成王，忠于自己的职守，为百姓造福。那就是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诗经·大雅·假乐》

各种为君王做事的这些卿士们，“媚”这里指的是服务、效劳于天子，不解，“解”是“懈”。在自己的职位上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做。因为他们勤勤恳恳地劳动，所以才使得老百姓们能够休养生息。在《大雅·烝民》这首诗里，作者对仲山甫这位股肱重臣做了最高的赞美。

先说他的美德是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是把用道德来柔服别人，来作为自己的行事原则。不是靠武力来征伐。是用道德来怀柔别人。令，是“美好的”，

他用美好的仪表，美好的风度，小心翼翼，做任何事情都是小心谨慎的。就是以古人的那种经典的那种训告，作为自己行为的法式。以自己那个堂堂正正的威仪来显示自己的那种力量。

就是不是靠武力来服人，而是用德来感染别人，一切都服从天子的安排。又赞扬他的功劳是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敷政于外，四方爰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有若，仲山甫明之。衮职有缺，维仲山甫补之。——《诗经·大雅·烝民》说他接受了王的命令，然后出去宣布王的命令，

做王的喉舌，因为他是这样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四方都接受他。都按照他的教导来做事。王的那些严肃的命令，都是用仲山甫来把它执行。“将”是动词，

这里说把它执行之。邦国有什么问题弄不清楚，那么仲山甫可以把它搞得非常清楚。天子如果有了什么缺点，那么仲山甫可以补救天子的过失。在诗人看来，仲山甫不但是一位股肱大臣，

他那一心为公的精神，也是大家效法的榜样。我们再看，在《小雅·皇皇者华》这首诗当中，诗人写了那些为公出使的大臣们，说他们风尘仆仆地在外面奔走，没有工夫顾及自己的私怀。他们驾着奔马不停地赶路，忠诚地为周王广问筹谋。

总之，正因为这些先秦君子们成长于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环境里，他们的行为、理想、规范处处都体现了群体利益的最高原则。也正是这种群体精神，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其次，先秦君子是在面向群体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使他们的文化人格当中都有积极入世的一面。具有以人民之忧为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积极关注现实的强烈使命感。唯其如此，他们的为人品格不仅仅表现为积极参与封建制度的完善，而且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

他们从来不盲目地看待现实生活，而是从理想的角度对现实生活采取批判的态度。因此，他们很少去礼赞现实，即使是在礼赞时也采取居安思危的态度。积极地参与现实而又始终充满理想的激情，这就是他们群体人格的高尚之处。

在《大雅》、《小雅》的这些怨刺诗里，我们已经体会到那些关心民生疾苦、批判时政的这些诗人们他们的赤子情怀。比如在《小雅·十月之交》这首诗当中，诗人就把出现雷霆、地震、日蚀这些自然灾害和变异与封建恶政联系在一起，

对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诗中写到：各地都在施暴政，贤良下野，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不能用那些忠诚的大臣。皇后的亲族和一些奸佞大臣狼狈为奸，作威作福，随意欺侮百姓，

彻我墙屋，田卒污莱。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们不去辅佐国王，却自己带着财物逃跑。诗人一方面对这些奸臣表示痛恨，另一方面也写出了自己的一颗忧国忧民之心。黾勉从事，不敢告劳。

我自己努力地做事情，我不敢说我自己如何辛苦。四方有羡，我独居忧。——《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四方人都很富裕，我独自在这里居住在忧愁当中，处于忧愁的境况。在《大雅·板》这首诗里，诗人有感于天下之乱和百姓之苦，向君王和同僚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诗经·大雅·板》

我虽然和你做的不是一样的事，但我还是你的同僚。我希望你听我的话，可是你却听不进去。“嚣嚣”，傲慢的样子。我向你提出我的建议，可是你却这样傲慢地不听我的话。我说的话是切实可行的，

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戏言。此外，在《大雅·荡》、《云汉》、《民劳》、《桑柔》、《小雅·节南山》、《正月》、《雨无正》等诗中，诗人都把批判的锋芒直接而又深深地刺向了社会各种不良行为和统治者的各种恶德恶行。像邵穆公、卫武公、虢文公、

仲山父、单穆公、臧哀伯、蹇叔、晏子等一大批贵族大臣，都把批判现实、匡正君恶当成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这种行为后面却不是对君主和国家的反叛，勿宁说他们对国家和人民带着更为深情的爱恋。正因为他们带着这种忧愤深广的集体主义精神，

才使得他们对黑暗现实痛心疾首，甚至敢于以死来相谏。恨不得立刻清除那些恶德恶行，使社会马上恢复到理想的状态。

其三，在西周春秋血缘宗法社会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君子，也逐渐培养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维护皇权，但是他们对帝王并不奴颜卑膝。

他们关心群体，但是在群体中并没有丧失个性。他们的人格并不是一种奴性人格，也不是唯我自私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而是既把群体利益放在首位、又坚持个人操守的那种独立人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实现这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

他们为此而进行着自觉的追求，并不需要外在的强迫，也不需要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役使。积极主动地关注现实，深入独立地进行思考，无怨无悔地投身实践。把自己的精神与生命全部付出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原则，也就是他们所要坚持的个人节操。

他们不会为此向当权者委曲求全，更不会为此去阿谀奉承。先秦贵族的这种独立人格，在《诗经》中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例如在《小雅·十月之交》这首诗里，诗人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对那些胡作非为的佞臣恨之入骨。但是，诗人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理想，

仍然坚持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诗中说：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什么意思？四方人都很富裕，都很悠闲，我独独处在这种忧患之中。

老百姓很多人莫不在那里贪图安逸，可是我却不敢休息。为什么？因为天命不顺。我在这种特殊的困难的时候，我不敢像我的那些朋友一样，在那里贪图安逸。这里的“不彻”我们可以说是天命对当时的周王朝没有帮助。

反过来也说明这个时代是处在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是君王昏庸，一些其他的人也很昏庸。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我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自己来追求安逸。显然，这既是他所坚持的人生理想，也是他所坚持的个人操守。同时在这里面也就体现了他的独立的个体人格。

在《大雅·烝民》这首诗当中，诗人既歌颂了仲山甫的非凡功业，也歌颂了他的这种个体人格，诗人赞美他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明事理，“哲”，也是通达事物。他用这个来保持自己那种高尚的个体节操。

保持自己的那种理想。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诗经·大雅·烝民》对这个话，朱熹曾经解释说：明，谓明于理；哲，谓察于事。保身，盖顺理以守身，非趋利避害，而偷以全躯之谓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

不吐刚，故不畏强御。以此观之，则仲山甫之柔嘉，非软美之谓，而其保身未尝枉道以徇人可知矣。——南宋·朱熹《诗集传》那么朱熹的这段话分析得很好，说仲山甫为了周室的事业兢兢业业，事奉周王，但他并非是一个枉道曲行之人。

他的明哲保身不是不问事理，趋利避害，而是顺理守身。他在国家大事上认识最明，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勇于坚持自己的事业理想和道德操守，是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因此才会受到诗人的如此赞誉。和仲山甫同样具有个人节操和独立人格的人还有子产

还有晏婴等等。子产为了郑国的改革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他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晏婴是不惧崔杼的威逼，宁死也不与他盟誓。这种忠心为国的独立人格，同样是值得人们敬仰的。

关心国家和群体的积极进取精神，执著理想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

以及坚持实践无怨无悔的独立节操，这三者就是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主要特征。它的产生虽然是周代的宗法制社会，在具体的行为规范上都带有那一时代的烙印，比如重视血缘亲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强调礼乐教化等等，这些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但是它的核心内容是群体主义，是爱家、爱国与爱民，因此，这就使它具有了千古不朽的永恒意义。人是群体的动物，历史越是向前发展，越能显示出人这一群体力量的伟大。同样，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历史越向前发展，人对群体的依赖性就越大。

正因为如此，坚持群体主义精神，也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格。先秦君子在这方面给后世树立了典范，所以他才伟大。好，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本集讲了先秦君子人格的民族文化特征。下集要讲的是先秦君子文化人格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