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论述简答整理

但她同时又具有刚强的性格。她不满婆婆的引狼入室，坚决拒绝张驴儿的非礼，面对张驴儿的诬陷威胁毫不畏缩，毅然决然选择见官。尤其是她蒙冤受屈被推上刑场时，她悲愤地叱天骂地，指责天地好歹不分，贤愚不辨，表现出对社会制度的大胆怀疑和强烈批判。她临死发下的三桩誓愿，是用生命所作的抗争。死后，她不屈的鬼魂又继续奋斗，直至沉冤昭雪，恶人受惩。

此剧的悲剧艺术特色集中体现在作者成功地刻画了窦娥这一悲剧形象。剧中的情节安排、高潮出现，都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旋涡中心。窦娥几乎承受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所承受的一切不幸。是封建礼教、封建吏制、社会无赖等各种恶势力共同残害的牺牲品。她是元代社会的产物，又是一个悲剧的典型，具有感天动地的艺术魅力。

29．《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其运用虚实相间的艺术观念，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章学诚曾指出《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从文学的角度看，此说是符合作品实际情况的。所谓“七分实事”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按照史书记载的真实情况来设计和组织安排的，从而给人以基本的历史真实感；“三分虚构”则是指在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绘上，尽量采用民间传闻的精采片断，并附之以作者本人的虚构，使之在不影响基本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魅力，全实则死，全虚则诞。罗贯中游刃有余地运用了虚实相间的手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作者在对作品进行艺术构思时，主要采用了似下几种技法：

（1）细心穿插，巧于构思。即对各种史料重新组织，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 （2）于史无征，采用传说。对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需要而正史中又无依据的内容，大胆采用民间传说，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含量。

（3）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即将个别事件加以改动而成为新的情节因素。 （4）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5）妙笔生花，善于铺叙。即将史书中有关情节的简略记载加以渲染铺叙。 《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法方面，采用了类型化的手法。类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共性对个性占有突出的优势，直接以比较纯净的形态呈出。《三国演义》中类型化人物典型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

（1）单一性。即重要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它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这一特征足以托起整个形象。

（2）稳定性。即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处于古典的静穆状态，强调本质、一致、必然、普遍，不强调性格变化，使主要人物特征反复出现在不同事件中，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

（3）和谐性。即让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性格复杂性。体现一种中和之美。这种和谐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使现象能比较直接地表现本质；二是回避理智与感情有矛盾，保持人物单一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祖，但它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推向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人物典型。

30．《水浒传》把塑造绿林豪侠英雄作为自己的最高艺术追求，开始了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一方面，作品中的绿林豪侠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作为“勇”和“力”的化身，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社会下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思想和生活情趣，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具有一定的个性化典型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

（1）传奇性与现实性，超人与凡人的结合。即既写人物的传奇色彩和超人之

处，又写他们的性格弱点和成长过程，避免了因过分夸张而失真的毛病。

（2）惊奇与逼真的结合。即整个故事情节的高度夸张和具体细节的严恪真实的融合，使其既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又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3）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的结合。即用讲故事的办法，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勾勒出人物性格的轮廓，然后用工笔细描的方法，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4）稳定与变化，单一与丰富的结合。即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稳定中求变化，单一中求丰富，其性格既有主调，又有多个侧面。

《水浒传》的语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说话”艺术的语言恃色。它以北方口语主要是山东一带口语为基础，加工成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其主要特色是：简洁明决，生动含蓄，表现力很强；写人叙事，多用白描，不用长段抒写，往往用几个字便便意态毕肖。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个性也很突出。书中绿林好汉的语言，往往能符合其身份、个性和神态。

31．（1）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作品的非现实题材及其“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创作主旨，决定了它必然采用充满理想色彩的艺术手法。该剧在情节结构上充满了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情节荒诞离奇，现实生活中必无，只能于幻想中出现。好多情节无不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正是这一系列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才构成了此剧结构的骨架和支柱，为表达“情之所必有”这一主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是此剧具有浓郁的抒情诗色彩，即充满诗的意境。在剧中，作者以抒情诗人的气质，运用抒情诗的手法，去深刻揭示人物内心的感情。剧中很多曲词能将抒情、写景和人物塑造融为一体，文采斐然，美不胜收。

32．《长生殿》一方面对李杨的真挚爱情给予热情的歌颂和赞美，另一方面对

他们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灾难、危害表示了不满和抨击。剧中李杨“占了情场”与“弛了朝纲”的矛盾，是作者探索人生哲理的一个外显层次，他的内在追求是从中挖掘其哲理蕴含，即忘我的爱情与其社会角色的矛盾是永远难以克服和弥合的人类永恒的遗憾。《长生殿》主张用佛家出世来超越和解决这个矛盾。因此《长生殿》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李杨乐极生悲的故事，总结福祸互倚的人生哲理以垂诫后世；二是让李杨二人在历尽劫难、遍尝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后大彻大悟，终于跳出爱河，以佛家的色空观念否定了他们的情欲，宣布“情缘总归虚幻”，促使沉迷者“蘧然梦觉”。

33．《桃花扇》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作者将南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马士英、阮大铖等“魏阉之余孽”，同时也将他们安排为李侯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帮祸国殃民的权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1）他们迎福王为弘光帝，并非为了中兴复国，而是出于自己之秘利，唆使福王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他们自己则趁机大权独揽，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2）清兵南下之际，国势危急之时，他们或跑或降，一副无耻嘴脸。 （3）通过他们与侯李关系的始末，具体揭露了他们“殃民”的劣迹。在侯、李爱情悲欢离合的发展过程中，阮大铖是阻挠破坏和悲剧制造者的角色。这样，剧中就把南明王朝覆亡和侯、李爱情悲剧的责任，都归结到马、阮等权奸身上。但作品并不以指斥权奸祸国殃民力最终目的，没有落入大团圆的俗套，而是以侯、李二人大彻大悟的出家作为他们劫后重逢之后最终的人生归宿，即用苦涩和失落取代了浅薄的认识和廉价的慰籍，使剧作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纵深感和人生哲理感，其立意远远超超出了一般的历史剧和爱情剧。

《桃花扇》一剧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从现实来看。《桃花扇》的思想指归表

现了清初文人在阅尽社会统治的沧桑巨变后对社会政治失去信心而产生的逃避心理状态；从文化传统上看，它又是长期以来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一旦失去平衡后，人们难以承受，因而恐慌失落的心态的反映，从而揭示出清代文学感伤思潮内趋动力的一个重要侧面。

34．（1）作者以政治腐败作为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作品用元春这个人物的安置、贾雨村对“护官符”的领悟等笔墨，揭示封建官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致命弱点，从而预示出封建官僚政治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结局。

（2）作者将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和生活上的穷侈极欲想对照，写出其必然崩溃的结局。整个贾府生活奢华无度，个人无节制、无止境的欲求又导致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些都揭露出贾府荣华富贵的表面之下所掩盖的无法治愈的痈疽。

（3）作者以后继无人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贾家的下一代，不是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便是荒淫无耻的下流之徒。贾宝玉虽聪明伶俐，也无太多恶习，但作为新思潮的代表人物却表现得与封建大家族格格不入，与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完全背离；而其爱情悲剧本身也是其家族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