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热中的思考与探究

文化热中的思考与探究

——关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讨论

【编者按】中国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勃然兴起，并在世纪之

交形成热潮，至今未见衰减，且大有遮蔽“一切”之势，似乎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狂欢”。这种现象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话题与成果，也带来不少的困惑与争辩。在当前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持续升温的情形下，既需要更加冷静的思索与研究，也需要更多的参与和杂声，以从深广两面来开掘题旨，拓展视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批博士生最近就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概念的界定及基本精神和共同原则，在中国形成热点的原因及西方背景，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对大众文化的关注与对经典文学性的坚守，文学与文化的相互观照，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视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方法与态度及对其在中国的合法性、斗争性、深入程度，乃至成为新的话语“霸权”可能的担忧等问题，与他们的导师展开了一次热烈的对话和讨论，其议题集中而范围广泛，视角不一，观点互有交叉和分歧，有些问题也谈得比较深入。本刊特予发表，以期为当前的“文化热”提供一些必要的启发、反省、思考和新的话题，引起关注并展开新一轮讨论。

主持者：孙景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杨剑

龙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与会者：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平、田鹰、张景兰、李新德、筱嘉、张

春丽、刘振宁、张宁、刘广涛等。

孙景尧：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理论引进中国，并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并延续至今，似乎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狂欢。今天，我们就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成果等作一些反省与思考，请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

杨剑龙：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为什么在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会形成热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90年代形成气候，到现在依然方兴未艾。我认为原因大概主要有三点：一、文化研究文化批评是对国内文学研究过于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而忽略文学外部研究的扩展与弥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方法热后，我们的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入内部，关注文学的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研究，而忽略文学的外部关注，以致走入了另一种极端，这种现象和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兴起时对新批评的不满很相近。文化研究以其宏观的外部研究弥补了文学单纯的微观的内部研究。二、中国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的盛行使文化批评有了用武之地。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转型导致了文化转型，80年代的精英文化至90年代转向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趋于边缘化状态。大众文化成为具有很大覆盖面的文化，它以消遣性娱乐性为指归，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以现实性及时性为内涵。文化的转型也影响着文学的转型，文学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关注当下日常的琐碎生活，关注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点在于对大众文化的关注，这就使文化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在90年代的中国有了用武之

１

地。三、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意识的回归，引起文学创作与批评更加关注当下社会。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对于形式的迷恋与关注，使文学与批评一度疏离了社会现实，淡化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1989年以后，一些知识分子以一种逆反的心态疏离政治、疏离社会，表现出对于社会批判的冷漠。在90年代的经济大潮中，不少知识分子又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所以努力关注当下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大众与民间生活，文化批评为文学的社会批判提供了一种视角与方法。

张宁：文化研究单从名称来说，我们并不陌生。远的不说，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就有风起云涌之势，但目前的文化研究热却是与伯明翰学派的引入有关。这一脉知识传统对一些基本问题有非常独特的理解，如把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一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价值和意义”，“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威廉斯)；如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场所”，在其中统治阶级为了取得支配权，必须与从属的或对立的集团、阶级及其价值观进行“谈判”，结果，这种支配权的取得，“不是通过剪除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本尼特)；如对大众文化，它也不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一种同质文化，而是看到这种文化工业其实包含了两种经济，即财经经济和文化经济，后者属于读者和观众，他们的社会立场可以产生出意识形态的差异感；再如，它对“阶级”概念的理解也很有意思，认为“阶级”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所有这些，对我们都非常富有启示性。另外，文化研究对森严的学科壁垒的洞穿，对知识背后权力运作的揭示，对社会边缘存在的持续关注和让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接壤的实践性指向，还有它所倡导并实践着的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承担和对自身的反思能力，以及它的研究目标和范式，对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拓展新的研究视阈，增强知识的实践能力，均不无裨益。

李平：西方狭义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有两条线索，即早期的站在精英立场上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批评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后来站在左派立场、积极肯定大众文化的伯明翰学派。今天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是指后者，它的特点是：一、不重历史经典作品，而重以影视为主要媒介的当代大众文化。二、注重边缘文化、亚文化，如工人阶级文化、女性文化、后殖民主义文化等。三、与传统文化研究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这种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关注文化中的权力关系和机制运作等。四、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实，就广义而言，西方文论从结构主义开始走的就是文化研究的路子，它大量引进语言学、人类学的成果。后现代主义及其以后实际上都是文化研究，诸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早已不单纯是文学研究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是由文学研究转到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曾两次来中国，一次在北京大学，一次在华东师范大学。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不管有多少种现代性，未来的世界总要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在他看来，许多国家(如印度、非洲、中国)的现代性最后实际上仍是西方的现代性。这一观点在中国引起广泛争论，很多人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是霸权主义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文化研究不是西方的专利，我国从孔孟开始就将文学和社会、经济、教育相联系，这已是一种文化研究。到当代，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学中的综合研究，就已经注意到文学研究单一化的危机。比较文学兴起以后，提出了跨学科研究，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研究，它将文学与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自然科学作比较，而现在的文化研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研究。目前我们的文化研究

２

热主要还是西方话语热。就我的个人体会，它在我国的兴起有几个原因：一、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狂欢化有关。这个“大众”和从前的理解不同，毛主席将大众定义为工农兵大众，现在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大中学生、白领、民工等等，后结构主义认为今天的大众文化已经解构了雅和俗、精英和大众的二元对立。现在的大众文化包罗万象，不可抵挡。二、中国在某些方面和西方曾经走过的路相似，他们的某些规律可以套用在我们身上。“狂欢”一词被主流媒体接受，即可看到和西方话语的紧密联系。三、今日中国人闲暇时间增多及经济收入提高，促进了自觉或强制的大众消费热。这些都使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有市场。同时，我还认为，西方的文化研究似乎是一种策略，是政治的需要，是知识分子和主流话语争夺话语权的结果。它和从前单纯的文学研究有质的区别。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理论，但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很重要。同时，文学研究的根一定要抓住，文化研究可作为文学研究的背景来考虑，但决不能代替文学研究。

杨剑龙：李平说的中国文化研究其实很早就有，但都是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变成自觉意识，开始有目的地进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国内虽然很热，但在传统文艺理论界仍然视为是非正统的，常常处于尴尬地位。在文学的文化批评中往往只是单纯的理论舶来，有时未能融会贯通，常常在西方理论话语的运用中出现一种阐释的尴尬。

田鹰：文艺理论者越来越关注文化现象的考察，文学研究也由文本解读走向文化阐释，这是“后批评”时代的特征之一。那么文化研究热会不会导致文学研究文化化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只要掌握适度是不会的。文学可以敏锐地表现文化，只有了解文化才能对文学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比较。这必将给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想用某种文化统治另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的。一切文化，无论先进或落后，都有其独特价值。只有从文学外部观照才能看到内部看不到的东西。当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时可以从中国传统“和而不同”来理解与研究。在不同中寻求相同，再达到一种新的统一。“万物并存而不相伤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体现的就是文学追求不断开放的精神境界。同时，文化批评的跨文化研究应适度，方能达到各方的和谐。在文学的文化批评中，不能偏重文化而忽略文学或与之相反，应以文学批评为目的，文化批评为手段，用文化批评来深化文学研究。

筱嘉：我想就文化研究热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作些补充。第一，有一批“弄潮者”在推波助澜。在国内，他们企图通过文化研究走向话语中心，取得话语权。这批学者十分活跃，声势浩大，相互呼应，形成群体，加上媒体的配合，迅速占领制高点。在国际上，他们一直希图尽早与外国同行们在同一平台上展开交流对话，终于在这次“文化研究”这一环节上似乎赶上了队伍，今后可以同步前进，改变“失语”状态，打破文学文化领域内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在国际学术理论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化研究”炒得沸沸扬扬，应该承认有以上的功利因素。第二，从国际背景看，“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哲学思潮也可能有一定关系。20世纪许多西方哲学家或哲学流派都纷纷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从宏大叙事转向日常叙事，提出“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日常共在的世界”等概念，把目光聚焦到日常生活领域。这种文化研究的哲学基础向日常生活的回归，对普遍关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的兴起应该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还想谈谈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思考或担忧：第一，文化研究的兴起在西方本是文论发展的自然结果。20世纪西方文论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经历了“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再到“文化转向”。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一种求

３

异思维，往往把一种理论推向极致，形成一种“片面的深刻”，然后再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推向另一个极致，螺旋式发展中解决一个个问题。而中国人不喜走极端，喜欢折中公允，认为过犹不及，这种深入骨髓的思维特征形成一种“全面的肤浅”。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把“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也都演练过一遍，但都未及深入。这次的文化研究热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解除此前“内部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尴尬。那么，我有一种隐忧，这次的“文化研究”是否又会只是浮光掠影，在中国匆匆走过一遍，留不下多少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是当前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我以为文化研究有广义与狭义、泛指与特指之分，二者的基本精神、价值取向和方法立场等都不太一样，有时甚至还处于对立状态。泛指的文化研究包括了文学、艺术和学术等，特指的文化研究范围多在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和文化产业等领域。精英文化的文学研究仍会存在并发展，主要承担审美功能，体现审美价值；大众文化研究等则更多承担社会政治及娱乐功能；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第三，“文化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它要求研究者站在边缘立场，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心话语随时保持一种审视、质疑、批判甚至挑战的态度。中国目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多是体制内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既然从事特指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就不能放弃“斗争精神”，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但现在看来，这方面似乎还做得不够。“文化研究”本是一种批判性的激进理论，但倘若丧失了政治性、实践性和边缘性，就可能只是“作秀”，甚至变成中心化的保守话语，成为真正文化批判者的批判对象。

孙景尧：搞文学评论应本着学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对中西比较要牢记“不要作留声机”，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下面我们可以从文学批评文化化、文化批评文学化及二者关系方面去讨论。

张景兰：我只从狭义的文化研究方面来谈。首先，作为自20世纪50年代末由英国发起、影响欧美乃至全球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理论传统，尽管它以其学科模糊性或跨学科性而著称，文化研究还是有其共同原则的。文化研究的实质是文化(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格罗斯伯格说，“文化研究的要旨是文化与社会或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总是历史地构成的”，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产物。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以及对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它的政治学维度和批判性取向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特别是它的价值取向与立场坚决地站在最少拥有教育、财富和健康等资源的边缘弱势群体方面，是知识分子人文关怀与社会参与的价值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社会存在不公正、不均衡和不平等，文化研究就有存在的价值。

其次，我想谈的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实践。文化研究本来是反学科和非机构化的，但随着它的影响不断加强与扩大，它特有的话语体系乃至价值判断被不断广泛移植与普遍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机构化和普遍化了。但作为产生于特定社会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话语体系，我们必须防止把它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原则、精神和方法，再加以语境化。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中，社会结构和权利关系不同，其支配性话语和弱势群体都不同(我国现阶段的弱势群体与大众文化状况显然与英美不同)，必须作出具体准确的定位。 最后谈谈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当前文化研究备受青睐而文学研究较为冷落，理论热潮与文学实践有一定的脱节，忙于介绍西方理论而对当代中国文学自身实践的总结不够，缺少理论建构而追逐西方时尚，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理论热如出一辙。也许，我们要赶上去的心情太迫切了。我非常赞赏杨义先

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