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中国文化史笔记

出口钱，民至于生子不举。元帝时，乃令民七岁乃出口钱。役法：“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畴之义为类。古行世业之法，子弟的职业，恒与父兄相同；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参看阶级章。而每一类的人，都有其官长，此即所谓畴官。傅之畴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负这一类中人所应负的义务了。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该当一切差徭就彀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将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

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此义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提出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所以弘羊柄用时，便筦盐铁、榷酒酤，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又大多不懂得此种理论，对于间接税法不了解，遂令中国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赋两种项目，是从晋定《户调式》以后才合并为一的。户调之法，起源于后汉之末，到晋武帝平吴，制为定式之后，就成为定法了。户调之法，是与官授田并行的。当时男子一人，占田70 亩，女子30 亩。丁男课田50 亩，丁女20 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3 匹，绵3 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唐时，丁男给田1顷，以20 亩为永业，余为口分。每年输粟3 石，谓之租。输绵及丝麻织品，谓之调。力役每年20 日，遇闰加2 日，不役的纳绢3 尺，谓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后来，田不能授，而赋税却是按户征收了。于是无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人皆托于宦、学、释、老，或诈称客户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德宗时，杨炎为相，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专就财政上整顿，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是为两税。两税法的精意，全在“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个字。社会立法之意，虽然牺牲了，以财政政策而论，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

“两税以资产为宗”，虽不能平均负赋，而在财政上，还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称许的。然后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颇可称为合理。又有丁口之赋，则仍是身税。又有杂变之赋，亦称为沿纳，是两税以外，苛取于民，而后遂变为常税的，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

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府是看守财物的。史是记事的。胥是才智之称，所做的，当系较高的杂务。“徒，众也，”是不须才智，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然晚唐以后，却渐根据“丁”、“资”，以定户等而役之。（一）所谓丁资，计算已难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于是有等职务，至于破产而不能给。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从事生产，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可谓之残酷无伦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别役的性质。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签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则由公家出钱雇人充任。恢复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办法。然宋朝主张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计及此。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此法所失者，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一概出钱雇募。使（一）农民本可以劳力代实物或货币的，亦概须以实物或货币纳税。（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劳力的事，亦因力役的习惯亡失，动须出钱雇募。于是有许多事情，尤其是建设事务，因此废而不举。但就雇役和差役两法而论，则雇役之法，胜于差役多了。但司马光为相时，竟废雇役而仍行差役。民受其害者又数百年。

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昔人总称为杂税。晋过江后，开征类似今天的契税、商税中之过税及住税。北周宣帝时，有入市税。到隋文帝时，却把这些全数豁免，《文献通考·国用考》盛称之。然以现代财政学的眼光评论，则还是陈旧的见解。到唐中叶以后，中央收入减少，乃不得不从杂税上设法。宋南渡以后，此等杂税，遂渐渐的附庸蔚为大国了。但制度的改变，总是由事实逼迫出来的多，在理论指导之下发明的少。这亦是政治家的一种耻辱。

杂税之中，最重要的是盐税。其法，始于唐之第五琦，而备于刘晏。籍民制盐，免其役。谓之灶户，亦谓之亭户。制成之盐，卖之商人，听其所之，不复过问。后人称之为就场征税。宋朝则有官鬻，通商两法。茶税，起于唐德宗时。其初是和漆与竹木并税的。其法亦系籍民制造，谓之园户。园户制成的茶，由官收买。再行卖给商人。官买茶的钱，是豫给园户的，谓之“本钱”。宋初，以河东的盐，供给河北的边备。其卖盐之法：是令商人入刍粟于国家指定之处，由该地方的官吏点收，给与收据，估计其价若干，由商人持此据至国家卖盐之处，照价给之以盐，是为入边刍粟；其六榷货务出卖的茶，茶是在各榷货务取，钱帛是在京师榷货务付出的，是为入中钱帛，这是所以省运输之费，把漕运和官卖，合为一事办理的，实在是个良法。至于香药、宝货，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进口货，有半官卖性质的。有时亦以补充入边入中的不足，谓之三说（即兑字）。以盐供入边入中之用，其弊在于虚估，不久其法废

除。蔡京推行盐引、茶引，即出卖贩盐和贩茶的许可证，其所立盐茶之法，其后遂遵行不变。但仍有弊窦。因为国家既把盐卖给大商人，不能不保证其销路。于是借国家的权力，指定某处地方，为某处所产之盐行销之地，是为“引地”。其事起于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极严。盐的引额，是看销费量而定的，其引地则看水陆运道而定，两者都不能无变更，而盐法未必随之而变，商人恃有法律保护，高抬盐价，于是私盐盛行。因私盐盛行之故，不得不举办缉私，其费用亦极大，盐遂成为征收费极巨的赋税。宋朝入边入中之法，明朝还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盐，专与商人输粮于边的相交易，谓之中盐。因运粮至边方困难，商人遂有自出资本，雇人到边上开垦的，谓之商屯。后来因户部改令商人交纳银两，作为库储，商屯才渐次撤废。案移民实边，是一件最难的事。有移殖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殖的财力。国家出资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殖能力的人，空耗财力，毫无成绩。国家只须设官管理，规定若干条法律，使资本家不至剥削农民就彀了。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马，含有振兴中国马政，及制驭西番（西番马少则不能为患）两种用意，亦是很深远的。

酒：历代有禁时多，征榷时少。历代收酒税认真的，莫如宋朝。宋时，诸州多置“务”自酿。县和镇乡，则有许民酿而收其税的。其收税，多用投标之法，认税最多的人，许其酿造，谓之“扑买”。承酿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亏本停止，谓之“败阙”。官吏为维持税收起见，往往不许其停业。南宋的收酒税之法，是由官辟酿酒的场所，使凡要酿酒的，都到这里来酿。出此范围之外，便一概是私酒。其立法是较简易的，不过取民未免太苛罢了。

阬冶：在唐朝，或属州郡，或隶盐铁使。宋朝属转运使。元朝矿税称为税课，年有定额。无定额的总称为额外课。额外课中，通行全国的，为契税及历本两项。

商税是起于唐朝的藩镇的，宋朝相沿未废。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千分之三十，过税千分之二十。州县多置“监”“务”收取，关镇亦有设置的。唐宋时的商税，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关系重要的，倒要推对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于唐朝。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桥镇，就是现在的青岛，均曾设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一。其香药、宝货，又须先尽官买，才得和人民交易。香药、宝货为三说之一，南宋时称提关会，关子、会子系南宋时纸币之名。提高其价格，谓之称提。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于管理外商。明中叶以后，废司不设。中外互市，无人管理。奸商及各地势家，欺侮夷人，欠其货款不还，为激成倭寇肆扰原因之一。

赋役之法，至近代又有变迁。元代的租税，取于内郡的，丁税、地税分为两，是法唐之租庸调。取于江南的合为一，是法唐朝的两税。元朝又有所谓丝料、包银。明初的赋役，颇为整饬。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鱼鳞册两种册籍。黄册以户为主，记各户所有的丁，粮（田）。

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地味及所在。黄册由里长管理，各户丁粮增减，里长应随时记入册内，半年交官。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里长能否尽责？能否抗拒恶势力？所以后来两册都失实了。明代的役法，分为力差和银差。力差还是征收其劳力的，银差则取其实物及货币。田税是有定额的，役法则向系量出为入。役法向来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轻重、免否的。人户的等第，则根据丁口资产的多寡推定，是谓“人户物力”。其推定，是很难公平的。因为有些财产所值转微，有些财产易于隐匿，况吏胥的索诈、受贿等，都在所不免。历代讫无善策，以除其弊。于是发生专论丁粮和兼论一切资产的问题。论道理，自以兼论一切资产为公平。论手续，却以专论丁粮为简便。斟酌于两者之间，还是以牺牲理论的公平，而求手续的简便为有利，于是渐趋于专论丁粮之途。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于其无定额，无定时，使百姓无从豫计。于是有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又古代的赋税，所税者何物，所取者即系何物。及货币通行以后，收税并非全收货币。明初，收本物的谓之“本色”，收货币的谓之“折色”。

近世田赋而外，税收发达的，当推关盐两税。盐税自南宋以后，收入即逐渐增加。元明清三朝，均为次于田赋的重要赋税。关税起于明宣宗时，称为钞关。清朝称为常关。后又有所谓厘金，属于布政司而不属于中央，一种货物的运输有重复收税至于数次的，所税的货物及其税额，亦无一定。实为最恶的税法。民国二十年，厘金裁撤。关盐两税之外，清代较为重要的，是契税、当税、牙税。此等税意亦在于加以管理，不尽在增加收入。晚近才发达的，则有烟酒税、印花税、矿税、所得税。其重要的货物，如卷烟、麦粉、棉纱、火柴、水泥、薰烟、啤酒、洋酒等，则征收统税。国民政府将此等税和关税、盐税、牙税、当税，均列为中央收入。田赋划归地方，和契税、营业税同为地方收入大宗。在理论上，赋税已渐上轨道，但在事实上，则还待逐渐加以整顿罢了。

第九章兵制

中国的兵制，约可分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征服之族，全体当兵，被征服之族则否，是为部分民兵制。第（二）期，是为全体皆兵制。第（三）期，天下统一，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