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魏改革

北魏改革之我见

【摘要】北魏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名族—鲜卑族建立的一个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具有

重要的影响。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紧张。北魏孝文帝为缓解民族矛盾，缓和民族关系，巩固北魏统治，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汉化政策，孝文帝改革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为推进我国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改革

原因 措施 影响

一、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

1.不断加深的民族矛盾。

北魏是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拓跋鲜卑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游牧民族，其祖先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从事游牧射猎，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为了生存和扩大自己领地的规模，凭借自身骁勇善战、善于骑射的优势，多次用兵中原，进行掠夺。由于北魏统治者是落后的拓跋部上层集团，他们有极深的民族偏见，以征服者的姿态压迫和剥削其它各族和人民，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带有强烈的民族压迫的色彩，甚至是疯狂的屠杀百姓。面对如此大的民族矛盾，汉化改革就已经成为这个民族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必然了。

2.孝文帝受汉文化影响深刻。

孝文帝的祖母文明太后冯氏，是孝文帝汉化政策内化的直接促成者，孝文帝出生后冯太后就“躬亲抚养”，从学业到生活，从品格到能力，全部按照汉化改革大业继承人的标准来培养。对于孝文帝学业上的教育，冯太后以汉族传统文化作为教育内容。承明元年（476年），九岁的孝文帝承太后旨意拜太后之兄冯熙为师，以后又陆续拜李冲、高允等德才兼备的汉族士人为师，受到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当孝文帝已满二十岁的时候，在冯太后安排下，对孝文帝权力帝位进行明确。在此前后，冯太后逐渐将孝文帝推向北魏政治前台，包括北部边防方针的制定、与大臣议政事、讨论刑罚等重大问题，皆是由孝文帝独自听政。与此同时，北魏国内的重大汉化活动如均田制、三长制等商讨实施，冯太后都有意让孝文帝参与决策，以便其接受汉化改革思想的熏染。自有认知能力时，孝文帝就处于汉文化的熏陶之下，汉文化的政治、伦理观念已经深深地印烙在他的灵魂里，自己生活的宫廷内部所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思想中产生影响，乃至他的思想基础完全被建立在汉文化上面。汉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其思想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汉文化的影响也是促成孝文帝改革的一个原因。

3.功业的激励是孝文帝改革的动力。

统一中原是孝文帝的志向，而孝文帝要统一中原，离不开富国强兵。严峻的现实，迫使北魏统治者不得不在以下两种前途中做出选择，要么继续顽固地坚持原有的传统不变，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中走向灭亡，要么适应中原地区的环境和条件，扬弃崇武的旧传统，向汉文化学习，建立一种与拓跋本身的社会发展相一致的新的统治模式，达到北魏的长治久安。就在这样的统治压力和环境下，北魏政权为了自身的统治与发展只有采取汉化的政策。

二、孝文帝改革措施。

（一）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

1、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2、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

3、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

（二）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

措施有：

1、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2、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

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

三、孝文帝改革的成就与深远的影响。

1.改革促进安定统一局面的出现

文帝改制以后，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恢复与发展。自十六国以来，北方的社会经济处于严重破坏局面，北魏统一北方后，虽然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但由于奴隶占有的上升，对经济的破坏性还很大，经过均田，三长的实行，户口得到整理，农民负担减轻，奴隶占有成份下降，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六世纪初，仅占半个中国的北魏统治下的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人口之和还多出一倍，出现了安定统一的局面。 2. 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

改革后，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和改善。经过各族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和共同斗争，生产有明显的发展。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冶（在今河南安阳）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城市。

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调查显示，北魏大约有500万户，3000万口居民。

3. 改革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

北魏在科学文化方面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水经注》为北魏孝明帝时郦道元所著，详细记载了全国及邻国水道，在叙永道所经山川，城市、遗迹和地理变迁之时，旁及风俗，物产、人物等掌故，具有较高的史学、地理学价值。《洛阳伽蓝记》为北魏至东魏时期北乎人杨街之所著。它对研究佛教寺庙史、洛阳掌故人情及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还有号称我国佛教石窟，艺术宝库的云岗、龙门、莫高窟等石窟，它们大多数都建于北魏时期。如“云岗石帘窟大体从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至北魏迁洛止，前后经过三十五年时间而建成；龙门石窟最早的龙门三窟也是北魏迁洛后自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花二十三年时间，胜工人十多万建造而成的。这座庞大的工程是继北魏以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五代北宋等各朝陆续开凿而致。但主要现存的主要洞寺，佛象却为北魏和唐代所雕凿”。石窟艺术不但是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而这些鲜卑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也说明了中国的灿烂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也与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分不开的。

4. 改革促进民族融合。

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 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