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汉学研究

夏德于190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是哥大校友凯尔逊先生为纪念他的中国仆人丁龙而捐款建立的。夏德的成名作是《中国与古罗马》。经过夏德的安排，一些欧洲汉学大师来美讲学，如法国的伯希和与英国的翟理斯。

中国人在那个时期也帮助了美国汉学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陈受颐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了汉语，王天目也在夏威夷大学开设了相似的讲座。王是进士出身，他任教两年后离校，由李绍章接任。李在该校成立了东方研究系，以后发展成研究所。但中国人最早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是戈鲲化，他于1879年就开设了中文课程。戈三年后去世，哈佛大学的中文研究一度后继无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赵元任、梅光迪接任过一个时期。

哈佛燕京研究所的成立，对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经过多年发展，该所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其藏书长期以来名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任所长是俄裔法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889—？）。但是，最初哈佛大学想聘请的是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但伯希和拒绝了，他推荐了叶理绥。哈佛燕京研究所的发展也汇合了中国学者杨联陞（中国经济史专家）、洪业（号威廉，史学家）的努力，而哈佛图书馆的发展则与当时哈佛燕京的图书馆员邱开明的帮助分不开。哈佛燕京的图书馆员张凤曾在2009年秋天来泰山学院讲学。

1876年耶鲁大学尝试由卫三畏开设中文课，因无人选课而作罢。1879年，哈佛大学邀请中国官员戈鲲化开设中文课，学生只有5人，1882年因戈氏病逝，一直到1922年赵元任到哈佛指教才重新恢复，但学生也是寥寥无几。

汉学时代两位来自德国的汉学家夏德（Fredrich Hirth，1845—1927）和劳费尔（Max Laufer，1874—1934）。欧洲汉学家的到来，为美国的中国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

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驳斥了凡以“胡”冠名即为外来的说法。 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国汉学界开始逐渐走向独立。在美国汉学研究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中国学是二战以后由费正清开创的，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政治经济问题为主的学问，区别于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和古典文献为主的汉学。费正清提倡区域研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早在劳费尔等汉学家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费正清的成名作是《美国与中国》。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1977年费正清70岁生日时改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 费正清的研究常常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由于西方的侵入，这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结构性的变动。而中国对西方的反应，表现为一系列的改良和革命，勾勒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面貌。大致说来，费正清的学生们接受了他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挑战，中国响应”的观点成了一种模式。后来他的学生突破了他的模式。

美国第一流的学校中都设有东亚研究中心，其领头人物多为世界知名的学者。除了费正清，另两位十分活跃的人物是加州大学的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 Jr），耶鲁大学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进北京大学任英文系助教，教英文写作。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现居纽约。

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夏志清在西方汉学界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中国现代小说史》是

24

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著作。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是一部是以独到眼光审视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著作。

Jerry Norman（罗杰瑞）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汉学家。他长期从事汉语研究，在汉语方言，特别是闽方言研究上颇有建树。现已出版《汉语》等重要学术专著。汉译本名为《汉语概说》。

从“和平志愿者”到“汉学家”——访著名汉学家梅维恒教授

訪談對象：梅維恒

訪談者：戴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5届硕士）

梅维恒教授（Prof Victor H. Mair），现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语言及文学、考古、比较文化研究。目前，他也是香港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

梅维恒教授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后，于1965年加入美国和平队（US Peace Corps），在尼泊尔服役两年。1967年秋，他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印度佛经、中印佛教、藏文及梵文。翌年，他留学英国伦敦学院亚非学院，学习梵文。后他报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博士学位课程，以敦煌唐代变文为论文题目，并于1976年获得该系博士学位。

1976-1979年三年间，他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担任助理教授。1979年起，他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现称亚洲及中东研究系），主攻佛教通俗文学和中印文化交流史。

梅维恒教授近年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的考古研究，为学林一时之佳话。事缘1987年，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展出一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出土的古尸。梅维恒教授对此产生浓厚兴趣，他锲而不舍地游说中国政府，消除了中国政府因“疆独”问题而产生的政治忧虑，从全球网罗考古学、基因学、语言学及欧洲、亚洲、中东地区历史方面的专家，于1993-1997年间，赶赴新疆，对这批古尸及其墓穴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迄今为止最早的文明遗迹。这个文明生存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00年间，其人种为高加索种，其语言、文化、生活习俗等与当时中欧、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伊朗等文明相似。这一惊人发现，为古代文明、考古、历史、欧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学术研究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本文是作者于2004年8月24日“北京论坛”召开期间在五洲大酒店二层咖啡厅对梅维恒教授的一次采访记录。梅先生很健谈，说话很有感染力。言谈中无处不体现出他的率真与性情。事后有朋友告诉我“梅先生每次学术讨论会都很投入，发言总会大大超出规定时间”！要不是梅先生不得不赶赴其他约会，相信我们这次访谈会持续得更长。

戴：梅教授，您好！您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我们想了解一些您早年的经历。 梅：我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叫俄亥俄的地方出生的，有趣的是那个地方叫做“东广东”，叫East Canton，所以有的中国人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说：“我是广东人！”因为广东在英文里就是叫Canton，所以我说我是东广州人！

25

那里实际上是个小村子，我是1943年出生的，大概半个多世纪以前了。

戴：那为什么你后来去了SOAS（伦敦亚非学院）？在那里拿了学位。

梅：恩，是这样子的。我读大学，就是读本科的时候，我是读中世纪英国文学的。根本对中国没有一点认识，只知道有一个孔子，知道孔子说了很多的聪明的话。其他知道的关于中国的就是：中国在地球的对面，在地球的下面。其他就一点都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了。连中国有长城我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后来我大学毕业了，我为了为全世界人民服务，我就去参加了美国的一个“和平工作团”，成为了一个Peaceful Volunteer。这样我就被派到了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那里。你看我现在穿的马甲，就是因为是尼泊尔的衣服，已经穿了快四十年了。

戴：哦！原来这是尼泊尔的衣服！ 梅：对，是尼泊尔的衣服。我在那里受的影响很大！本来我服务了两年回去以后，我还想读英国文学。可是，那时我去一个基金会接受面试，因为他们要给我奖学金，他们那些人都是欧洲文学、欧洲历史的专家，都是些非常有名的老教授，他们来面试我。可他们说：“嘿，我们不要听你讲什么英国中世纪的文学，我们想知道你在尼泊尔学到了什么？请你给我们讲尼泊尔的风俗、尼泊尔的宗教??”然后我就开始讲很多象《罗摩衍纳》、《摩诃波罗多》一类的印度历史叙事长诗。他们都非常感兴趣，我就一直讲了几个钟头。后来他们说：“梅先生，我们很想给你一个奖学金，可是请你读有关亚洲的东西，不要读西方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建议，我本来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戴：那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出，您对这些是很有天赋，很有感觉的。您就只是在那边当志愿者，而回来后就可以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

梅：可能是这样吧。所以我开始学中文非常得晚。现在很多年轻人在高中或至少在大学就可以开始学中文，我在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有接触任何中国的东西，然后参加了和平队两年。那时我已经二十四、五岁了。然后我就用他们给我的奖学金，去华盛顿大学开始学佛教，在西雅图。

戴：现在邵瑞祺（Prof. Richard Salomon）教授在那里！ 梅：对！Prof. Richard Salomon是我现在的大学——宾大毕业的，现在在那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因为我是想学佛教，那个时候西方最好的学佛教的地方应该就是华盛顿大学，非常得强。然后我去看我的指导老师，问他我应该选什么课，他就问我 “你认真吗”？我说 “我当然认真”！他说那你第一个学期要学梵文、藏文、日语，还有汉语。每一个都是非常难的语言。

戴：对，对！尤其是Sanskrit。

梅：对，Sanskrit是有着最复杂的语法，词汇也最丰富。而对你们中国人来说不难的汉语，对我们来说是有着最复杂的字型，汉字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字。所以第一学期我几乎死掉了，负担太重了。后来我又得到一个更好的，非常好的奖学金，叫Marshall奖学金。当年二战的时候，欧洲被炸得一塌糊涂，美国给欧洲很多钱重建，这完全是出于好意的，美国当时给了欧洲很多的钱。为了感谢美国，英国有个基金会给美国提供了这个奖学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奖学金，每年美国

26

全国大概只有20个人能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被送到了SOAS。我在那里继续学我的佛教，那时我大概25岁，可是我心里却很不安，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于是决定去做一个“流浪汉”。什么都不想做，心里面很空、很虚。所以我读了半年后我就放弃了那个很好的奖学金。不知道应该干什么，觉得什么都很空。

戴：这是不是和学佛教有点关系？

梅：恩，可能是吧。觉得看破了一切，觉得什么大学学位，什么都没有意思。所以我就回到了美国，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很穷。就是要“寻找自己”！当时可以说是放弃了美国最好的那个奖学金。而在以前学得那四个语言里面，我就对中文特别有感情。我觉得中文非常非常重要。

戴：为什么？ 梅：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很坏。尼克松刚刚访华，中国刚刚有点开门。可是中美关系还是很紧张。并且我觉得，中国有半个世纪，很长的一个时间被关起来，完全被孤独了。而中国人对外面也很隔膜，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来往，所以一定有很多的误解，也一定有很多的不平，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韩国战争中，这里面也一定有很多的仇恨。所以我想我要想些办法，帮助中国，帮助美国，也让全世界都比较得和谐，就象这次得大会的主题一样，让大家不要互相敌对。我觉得这是我得任务！

戴：这种想法是不是和你以前作为“和平志愿者”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梅：对，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我没有参加“和平工作团”，我今天就不可能在这。因为我就不可能开始做这种研究，我做的一切，包括象“敦煌变文”二十年的研究，然后新疆干尸的研究。尤其那个关于新疆干尸的研究，在西方影响力非常得大。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时候一个情况，一个机会会影响历史。所以恰好我去参加“和平工作团”，不然那些新疆的干尸可能还是没有多少人理解。我本人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本不应该去研究那些干尸，这不是我的任务，也不是我的特长，这应该是一个考古学家去研究。可是，西方人，象李润权、罗泰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中国的考古专家也没有多少兴趣，象王炳华他们只专心于在那里做他们自己的工作。我就发现这些干尸是落在亚欧大陆的中间，中国的专家、西方的专家都不去碰他们。所以我说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所以我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考古学家。如果我没有去参加“和平工作团”，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不会去教汉语，教文言文，我非常喜欢教文言文！

戴：非常有意思！您其实一下子已经把我本来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回答掉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准备要问，为什么你从研究唐代变文、佛教文学转而研究新疆古尸？ 梅：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可以具体的谈一谈！为了研究敦煌变文，我去敦煌好多次，也到了新疆。80年代的时候，我常常去中亚，当然那个时候我不是为了研究干尸，而是为了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但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对伊朗发生兴趣，我发现象粟特人，于阗人他们都是伊朗系民族。对中国来讲，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来的，所以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印度很重要啊，印度对中国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但伊朗也很重要，我现在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有一个就是要介绍伊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更难的题目，因为伊朗的文化在中国没有一个象佛教这样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