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

族国家构建的反应”。[34]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实行的政策对少数群体造成了威胁和冲击, 使他们成为弱势群体, 为使少数群体免遭现实的或潜在的不公正待遇, 应将少数群体权利理解为一种保护机制, 这是应对国家对少数群体施压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由于不同的少数群体面临不同的威胁, 且他们的权利诉求是多样化的, 因此, 少数群体权利不能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权利内容, 而应理解为一项权利原理,它根据不同族裔群体的文化特点而赋予其相应的特殊权利。金里卡进一步分析了把民族国家构建与少数群体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现实方法, 包括一些国家正在实行的移民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民族联邦制, 这些实践是在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进行的, 采纳了有助于少数群体参与的更为开放的包容性民主。

由此可见, 金里卡一直是在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与社群主义和激进派的结果平等之间进行调和, 主张在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实现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 在国家一体的前提下实现文化多元。对于西方国家而言, 他的主张既触及主流群体的利益, 又能有效地对少数群体的诉求作出回应, 而且, 这些理论主张符合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的当前实践, 因而在西方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受到的批评与回应

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不仅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保守派的质疑和批评,[35]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批判与挑战。

( 一) 保守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出的批评

针对上述多元文化主义者为应对差异而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 尤其是针对少数群体权利问题, 有些保守的多元文化主义者表面上承认文化多元, 也表示

应该给少数群体一些关照, 但实际上仍然秉持白人优越论和等级论观点, 有的保守派则公开表示不满和批判。

阿尔文?施密勒从“揭露”多元文化主义的“虚假面孔”出发, 从理论内涵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36]在理论内涵方面, 首先, 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有关文化平等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这将导致无法拒绝一些低劣的文化; 其次, 多元文化主义误将文化运用到所有社会群体中, 因而无法区分国家的文化和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亚文化与反文化; 再者,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不同的肤色代表不同的文化也是错误的, 因为文化是靠相互交往而不是靠生物遗传来传承的。他据此指责多元文化主义歪曲历史, 鼓吹非洲中心主义,否定西方文明, 主张双语运动和肯定性计划, 诉求文化相对主义并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认为, 多元文化主义如同特洛伊木马, 已经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如果不加阻止, 美国将遭致更为深重的灾难。施密勒的分析无疑看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内部缺陷, 不过他不是要弥补这些缺陷, 而是完全加以排斥。他对多元文化主义所揭示的当前西方社会中的紧迫问题不仅未加以重视, 反而视多元文化主义如洪水猛兽。

阿瑟?施莱辛格从维护国家一体和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 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可能助长国家分裂表示了极度的忧虑和激烈的批判。他认为美国这个文化大熔炉以美国信条为模板重铸了各族裔群体, 因而具有惊人的化解力。可是, 美国熔炉正面临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一方面, 他认为这种挑战是以历史为武器, 从败坏美国的历史开始的; 另一方面, 他指责多元文化主义有关差异政治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主张过分彰显了族裔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个性, 这将极大地影响美国的国家认同与凝聚力。施莱辛格坚决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 认为它是依赖于“对种族的狂热崇拜”, 这种崇拜“夸大了人种之间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别,

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憎恨与对抗, 并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已经宽得吓人的裂痕。而结局是自怜和自我同族聚居”。[37]因此, 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并担心它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和部落化。为避免这种危险, 他认为必须要有一种超越族属认同的认同, 即塑造美国国家认同的美国信条。

笔者认为, 施莱辛格对国家认同、政治稳定和政治一体的强调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他认为只有坚持美国信条才能确保政治一体的观点, 不仅具有强烈的美国中心论色彩和狭隘的白人优越论情感, 而且对影响政治一体的因素作了过于简单的分析。此外, 他也误解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 夸大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危险。

( 二) 来自多元文化主义外部的批判与回应

在多元文化主义外部, 一些保守主义者对差异政治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艾伦? 布卢姆的批判是从作为差异政治思想之基础的文化相对主义开始的。在他看来, 文化相对主义鼓吹一种文化并不比另一种文化优越, 不应有“民族中心论”观点, 对所有文化要一视同仁。他认为这种观点是美国教育灌输的一种道德要求, 它不过是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他指责道: 文化相对主义意味着,“不应当让人们去寻找人类的本然之善, 就算找到了也不应当加以推崇, 因为这种发现也伴随着对恶和相应的鄙视态度的发现”。[38]他认为相对主义已经用一种“开放”思想战胜了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然权利”思想, 并着重批判了这种“开放”, 指责这种开放是一种冷漠的开放,[39]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别人。这种大开放的结果是大封闭, 它在事实上也导致了美国精神的封闭。

针对文化相对主义保存少数群体的文化个性并尊重“少数”群体的观点, 布卢姆批判其颠倒了美国立国原则中尊重少数的意图( 在他看来, 立国原则中少数是宗派, 并不是好事) ,[40]把立国原则视为障碍, 试图推翻民主政治中的多数原则, 鼓吹由少数派和族群组成的国家, 其最终目标是企图削弱占统治地位的优势派。

弗朗西斯?福山响应了布卢姆的批判, 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点”, 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41]他极力为自由民主制国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辩护, 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恰恰是作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 而不是原理本身的内在缺陷。在福山看来, 美国正是因为其白种人的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才得以称霸世界, 所以这种文化比任何其他族裔文化都更为优越。这种西方中心论和民族中心论观点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强烈批判和回应。

塞缪尔?亨廷顿也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有力批判者, 他担忧其他文明的复兴会导致西方文明的衰弱, 认为界定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 撒克逊新教文化正面临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必须立即解决美国国内的国家认同问题, 否则美国无法与其他文明展开竞争。[42]

四、分析与讨论

从上述差异政治思想的论争中可以看出, 他们的分歧主要缘于如何处理“公共性”与“差异性”( 或者说“一元”与“多元”) 之关系的问题而产生的。以公共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为主线,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讨论以下四对关系: